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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沙国际唯一官网:专家称防止中美滑向对抗是

文章作者:www.4166.com 上传时间:2019-05-04

  美国重拾地缘政治遗祸世界

近几年来,作为“世界岛”的欧亚大陆呈现出地缘政治急剧动荡的发展态势,并突出表现为欧洲、中东和亚太三大地缘政治板块的持续紧张,当前学界和舆论界热议的“地缘政治回归”和“新冷战”均与此密切相关。

金沙国际唯一官网 1 中国海军三大舰队集结南海演习

  2013年国际战略形势如何变?总的看,将主要取决于三大变量:第一,世界经济发展态势如何?第二,美国全球战略调整的性质、方向是否进一步明朗化?第三,地区形势如何演变,尤其是大中东局势、东北亚安全形势如何变,以及“欧洲的麻烦”,包括欧债危机、欧元危机、欧洲一体化危机等,能否解套、如何解套?

金沙国际唯一官网 2 资料图:反航母武器示意图

  刘中民

悲剧;政治;美国;欧洲;治理

  澳大利亚东亚论坛网站1月25日刊登题为《亚洲新的地缘政治》的文章称,许多人都在设法弄懂亚洲力量面貌的巨大变化对该地区当今的政治秩序稳定而言意味着什么。既有大国(特别是美国)以及新兴大国(最明显的是中国)在争夺政治空间时,注定会爆发不可避免的冲突吗?

  发达国家经济“下沉”具有不可抗拒性

  金沙国际唯一官网,原题:中国崛起进入更严峻磨合期

  近几年来,作为“世界岛”的欧亚大陆呈现出地缘政治急剧动荡的发展态势,并突出表现为欧洲、中东和亚太三大地缘政治板块的持续紧张,当前学界和舆论界热议的“地缘政治回归”和“新冷战”均与此密切相关。

刘中民:美国重拾地缘政治遗祸世界

  表面看来,一场对亚洲霸权的争夺或许会在海和南海上的领土争端和其他紧张关系热点地区重新浮现。在一些人看来,中国和美国似乎正在亚太安全领域展开较量,在一场越来越危险的博弈中上演传统的大国政治戏码。比如,约翰·米尔斯海默认为,崛起中大国为了生存必须扩张,这通常会导致它们谋求地区霸权并挑起冲突。其他人则认为,国际稳定要视大国的数量以及它们之间的能力分布而定。根据这种观点,世界拥有多个权力中心将比仅拥有一两个权力中心更容易陷入不稳定和冲突,因此中国和美国或许可以做休·怀特认为它们必须做的事,那就是搞清楚它们可以扮演的彼此兼容的地区角色。

  岁末年初,国际上一些经济机构纷纷对2013年的世界经济作了预测,虽然数据各不相同,但比较一致的判断是“熊市”依旧。

  警惕中美关系向敌性对抗滑落

  在欧洲,乌克兰危机的爆发和加剧导致俄罗斯与美欧关系的持续紧张,并被视为“地缘政治回归”和“新冷战”爆发的突出标志;在中东,以“代理人战争”为表现形式的地缘政治博弈导致中东地区的碎片化不断加剧;在亚太,朝鲜半岛、岛屿主权和海洋权益争端等地缘政治热点问题呈群体性紧张的态势。欧洲、中东、亚太三大地缘板块同时紧张,固然与这些地区权力结构的复杂性以及众多的历史遗留问题密切相关,但它们的共性特征之一在于其地缘政治紧张均与美国的全球战略调整密切相关。

近几年来,作为“世界岛”的欧亚大陆呈现出地缘政治急剧动荡的发展态势,并突出表现为欧洲、中东和亚太三大地缘政治板块的持续紧张,当前学界和舆论界热议的“地缘政治回归”和“新冷战”均与此密切相关。

  文章称,经济实力的增强以及该地区投射政治和军事力量的潜力(尽管日本迄今的历程说明这一点并非不可避免)将亚洲猛然推上了不断变化的全球大国政治的舞台中央。

  这种持续的低迷当然不能排除经济周期及经济规律等因素。但是,根源则要从世界经济政治发展不平衡中去考察。

  自进入新世纪第二个十年以来,种种事态显示,中国与外部关系的紧张程度明显增高,这标志着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已渡过了崛起起飞阶段,进入到崛起磨合阶段。对成长中的中国来说,这不是偶然出现的困境,而是国家崛起、民族振兴必然要跨越的门槛。此种局面才刚刚开始。今后五到十年,我国在国际安全上将面临复杂困境和更多挑战。

  在欧洲地区,多年来美国在军事上推行北约东扩,在政治上大搞“颜色革命”,不断挤压俄罗斯的战略空间。而最大受害者是俄罗斯和欧洲,美国则可以坐收阻遏俄崛起步伐和削弱欧洲的双重目的。在中东地区,美国一方面谋求通过撤军脱身伊拉克和阿富汗的战争泥沼,另一方面又不负责任地干涉利比亚、叙利亚事务,其结果是中东局势失控,地区大国竞逐地区主导权和恐怖极端势力异军突起并存的失序状态。在亚太地区,美国以所谓“再平衡”战略为抓手,通过推行TPP,强化同盟关系,加大军事部署,频繁进行军事演习,深度介入钓鱼岛和南海争端。这不仅导致半岛问题、中日关系、东海和南海争端等热点问题不断升温,而且使东亚地区呈现出大国战略博弈加剧与小国从中渔利、推波助澜并存的复杂地缘政治态势。

在欧洲,乌克兰危机的爆发和加剧导致俄罗斯与美欧关系的持续紧张,并被视为“地缘政治回归”和“新冷战”爆发的突出标志;在中东,以“代理人战争”为表现形式的地缘政治博弈导致中东地区的碎片化不断加剧;在亚太,朝鲜半岛、岛屿主权和海洋权益争端等地缘政治热点问题呈群体性紧张的态势。欧洲、中东、亚太三大地缘板块同时紧张,固然与这些地区权力结构的复杂性以及众多的历史遗留问题密切相关,但它们的共性特征之一在于其地缘政治紧张均与美国的全球战略调整密切相关。

  但是,亚洲的经济和政治转变是否不可避免地预示着亚洲将被竞争各方瓜分为大国的封地?那种被误以为是对该地区地缘政治安全考量的理论大体是这样认为的。

  美欧日等西方国家总人口仅占世界1/6左右,却长期占有世界总产出和贸易份额的3/4左右,这是不公平、不正当、也是不可持续的。当前,美欧日经济普遍“下沉”是对其经济、贸易份额世界占比不适当高位的“刚性调整”,具有正当性、正义性、必然性和不可抗拒性。这是其资金、技术和管理优势所无法挽回的。由于美欧日等西方国家经济、贸易份额仍占世界总额的近60%,其经济“下沉”必然拖累世界经济,使世界经济、贸易在低谷徘徊。而在这一数字降至1/3左右以前,其经济、贸易不大可能恢复健康增长。从这样的观点分析,世界经济、贸易低迷将具有长期性,可能延续到2020年甚至更长时间。国际战略形势如何演变,也一定会受到这一趋势的影响。

  首先是国际总体安全环境恶化对我现代化转型造成不利局面。2011年国际社会释放出了强烈的动乱信号。一是全球持续恶化的经济危机与国际格局的深刻变动叠加发生;二是国际力量对比旧的平衡被打破;三是全球性的贫富两极分化加剧,中和层分化,政治极化导致对抗因素显著上升;四是西方国家陷入多重危机,并把危机转嫁到发展中地区;五是伊斯兰国家对社会现代性的诉求出现无序化状态,正在酿成地区规模级的持续动乱并严重外溢;六是全球普遍工业化进程推动海洋工业文明时代开启,基于物质资源利益的海上争夺与对抗凸起;七是地球生态持续恶化,自然危机正向社会危机演化;八是网络传媒的消极作用发酵,网络战争与核扩散危险双双升级,并列成为最现实的大规模杀伤性威胁;九是美国霸权稳定体系动摇,缺乏管理的国际权力真空地带增多;十是国际公共认知能力严重滞后,国际社会的理性稳定遭致扰乱与破坏。

  美国之所以推行加剧欧洲、中东、亚太地缘政治紧张的战略,根本原因还在于对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大国群体性崛起的战略焦虑。为延缓霸权衰落,美国便重拾地缘政治这一西方驾轻就熟的传统战略工具,对世界权力转移的态势施加影响。因为美国和西方深信世界和平的基础在于“均势”,这是西方一直对1815年维也纳会议后以均势为基础的“百年和平”津津乐道的原因所在,这也是布热津斯基等美国战略家设计欧亚“大棋局”的基础所在。但他们却往往忽视了拿破仑战争后“百年和平”下的地缘政治博弈,恰恰构成了孕育两次世界大战的温床沃土。

在欧洲地区,多年来美国在军事上推行北约东扩,在政治上大搞“颜色革命”,不断挤压俄罗斯的战略空间。而最大受害者是俄罗斯和欧洲,美国则可以坐收阻遏俄崛起步伐和削弱欧洲的双重目的。在中东地区,美国一方面谋求通过撤军脱身伊拉克和阿富汗的战争泥沼,另一方面又不负责任地干涉利比亚、叙利亚事务,其结果是中东局势失控,地区大国竞逐地区主导权和恐怖极端势力异军突起并存的失序状态。在亚太地区,美国以所谓“再平衡”战略为抓手,通过推行TPP,强化同盟关系,加大军事部署,频繁进行军事演习,深度介入钓鱼岛和南海争端。这不仅导致半岛问题、中日关系、东海和南海争端等热点问题不断升温,而且使东亚地区呈现出大国战略博弈加剧与小国从中渔利、推波助澜并存的复杂地缘政治态势。

  中国银监会顾问沈联涛说,过去的一年在亚太地区将被铭记为朝着一种更多极的经济和政治秩序混乱转变的一年。“美国不能再独自决定全球命运,而是将必须与盟友和对手分享权力,而地区大国将发现自己面临自身挑战的威胁。”

  这其中,欧洲的情况更能反映21世纪世界的深层次变化。目前,欧洲经济已失去活力,很难走出下滑“螺旋”,经济低迷及欧债危机、欧元危机、欧洲一体化危机等并发,有可能引起政治社会动荡加剧,国家主义、民族分离主义乘势抬头,甚至不排除欧洲出现重大地缘政治裂变的可能。

  2012年这种动乱的趋势仍在扩展和延续。未来五年,也是我国的“十二五”时期,我国经济社会面临重大转型和深度改革,转变发展方式(扩大内需等)与调整经济结构(产业升级等)两大任务同挤一座独木桥,经济改革、社会改革、政治改革都显得急迫,而以往国际社会为我内政改革提供的总体趋缓和相对宽松的外部环境却在逐步收紧。

  美国挑起欧亚大陆地缘政治紧张将对国际体系转型产生十分恶劣的影响。首先,在国际体系层面将出现地缘政治不断挑战全球治理的复杂局面。当前,由于地缘政治持续紧张,世界政治出现地缘政治范式和全球治理两种范式并存的局面,而后者则不断遭到前者的挑战和蚕食。目前,全球治理在贸易、金融、环境、安全等领域举步维艰,联合国改革和WTO多哈回合谈判举步不前、气候变化谈判异常艰难,重要原因之一就在于地缘政治回归导致国家尤其是大国在国际制度领域的合作受到严重冲击。

美国之所以推行加剧欧洲、中东、亚太地缘政治紧张的战略,根本原因还在于对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大国群体性崛起的战略焦虑。为延缓霸权衰落,美国便重拾地缘政治这一西方驾轻就熟的传统战略工具,对世界权力转移的态势施加影响。因为美国和西方深信世界和平的基础在于“均势”,这是西方一直对1815年维也纳会议后以均势为基础的“百年和平”津津乐道的原因所在,这也是布热津斯基等美国战略家设计欧亚“大棋局”的基础所在。但他们却往往忽视了拿破仑战争后“百年和平”下的地缘政治博弈,恰恰构成了孕育两次世界大战的温床沃土。

  沈联涛说,有四股彼此交织的力量凸显出权力分享、合作与适应的必要性,它们是:地缘政治、地缘金融、技术与气候变化。在地缘政治层面,金沙国际唯一官网:专家称防止中美滑向对抗是我国面临最大挑战,难以逃避衰落的悲剧。美国在2011年提出的转向亚洲政策将南海辟为紧张关系的新前线,甚至在美国完成从中东撤军前就是这样了。当中国向周边投射力量时,管理南海上相互竞争的利益在未来将是棘手的。沈说,地区大国的崛起意味着地缘政治争端的风险提高了,就像南海目前的状况那样。“地区经济危机、普遍技术转变以及气候变化的可能性是三个紧迫的问题,它们是一个衰落中的霸权国家无法再独自解决的,而是需要相关国家的合作。

  美国“收缩”计划存在诸多变数

  第二,地缘战略重心东移、中美战略竞争加剧推高我和平发展的风险。冷战结束后,美国推行超越遏制战略。其基本路径是沿着整肃伊斯兰———挤压俄罗斯———重点对付崛起中国这个轨迹展开的。美国在亚太地区动作频频,从而加剧了双方的战略互疑和战略竞争倾向,使中美之间建立新型大国关系的前景充满变数。特别值得关注的是:美国军事和战争行动与它的战略重点目标之间存有某种内在联系。冷战后每一个十年,美国与其要整治的对手之间都发生过直接或间接的战争冲突。再往前延伸来看,二战结束以来,美国推行其全球战略,也没有少打仗。

  其次,全球治理受到碎片化的区域治理挤压,导致全球治理的地缘政治化。目前,美国已经置自身创建的许多国际制度于不顾。例如,如果美国在欧洲推行的TTIP和在亚太推行的TTP获得成功,WTO这一美国创立的国际贸易多边机制将处于严重边缘化的尴尬境地。因此,新兴国家如金砖国家在继续谋求改革现行国际制度的同时,不得不谋求建立新的国际机构和国际制度,这势必导致全球治理的区域化和碎片化。

  美国著名学者阿查里雅说,安全多元主义是亚洲新政治秩序的特征。安全多元主义并不是一种单纯的均势制度;它还依赖其他机制。安全多元主义“提倡实力不对等和文化各异的国家之间相互适应,这保留了每个国家的相对自治并阻止了任何一个国家或几个国家的霸权……(并且)尊重了政治和文化多样性,它提倡大国之间相互适应,并促使它们对较弱小国家(比如东南亚国家联盟成员)奉行克制政策。”

  2012年,描述美国全球战略变化趋势的第一个关键词是“重返亚太”,后面相继又有“转身亚太”“战略再平衡”等。然而,万变不离其宗,在一定程度上,这一战略本质大体类似于1956年英国从“苏伊士以东”撤退和尼克松1969年上台后在东亚搞“换肩”战略,是在谋求全球“收缩”,其收缩广度与幅度则大体介于后二者之间。

  历史警示我们,在美国战略重心东移至亚太地区的大背景下,美中之间出现间接甚或直接军事冲突的前景是不能排除的。如果走到这一步,也就是中美不能走出一条大国关系的新路,那么,我国总体和平的国际环境和地区环境就将难以为继,中国的和平崛起道路就可能中途夭折。因此,防止中美关系向敌性对抗蜕变滑落,是当前和未来五年我国安全最大挑战和最重要课题。

  最后,地缘政治回归导致的大国“新冷战”危险,“文明冲突”加剧,局部冲突频发,民族极端主义、宗教极端主义和国际恐怖主义泛滥,军备竞赛加剧等政治、安全和军事风险不断扩大,更是不争的事实,这里不再赘述。

  阿查里雅说,这是对我们当今所处亚洲的一种更好的描述,比那种硬把亚洲塞进大国政治的紧身衣中的描述要好。如果果真如此,那你必须同意他的如下观点,即亚洲进行机构重组和创新的时机已经成熟。

  不久前,美国家情报委员会发表题为《2030年全球大趋势:变幻不定的世界》战略分析报告,其中提及美国正在失去“单极”地位,10年后将不再有任何“霸权主义”国家。这也表明,美国从“无所不管”的“世界警察”位置后撤正在成为美战略界主流的共识。

  经济低迷助长海洋争端

  因此,当今世界全球治理面临的最大问题是,美国作为国际制度创立者和全球治理的倡议者,其国家治理和全球治理能力均出现根本性的危机;而更大的悲剧是美国逆全球治理潮流而动,不在自身治理能力建设上进行反思和改革,而是重拾地缘政治的故伎延缓霸权衰落,这或许是所有霸权最终都无法逃避的悲剧。但是,对于今天高度全球化的世界而言,这种悲剧就不仅是霸权的悲剧,也将是世界的悲剧。

  目前判断,美全球“收缩”战略有两大要点:第一,就国际与国内两个大局而言,国内事务优先,美2013年将把国内事务、尤其是重振经济置于战略优先位置;第二,就国际事务和全球力量配置而言,美将力争从大中东和欧洲等地收缩,把主要力量集中于亚太。

  第三,世界经济持续低迷、能源供给波动严重冲击中国经济走势。此轮世界经济危机自2007年年中爆发5年以来,西方国家曾有过一段短暂的复苏,今年又呈现全面下行的趋势。西方社会5年来对危机的治理并未触及根本,导致危机的结构性经济失衡迄今未得到修复。而西方选举政治在大危机面前的表演又暴露了制度体制的弊端,左右翼政治力量为不同利益集团所绑架,互相推诿扯皮拆台,难以贯彻统一、有效和富有远见的危机治理政策。

  然而,美国在2013年能否如愿实现全球“收缩”仍存在变数。其一,中东局势演变是否允许美“全身而退”?如果伊朗决心突破“核门槛”或以色列决心进攻伊朗,或者叙利亚局势和阿富汗局势因重大变故而突然“失控”,都有可能使美难以从中东如愿“脱身”。其二,东北亚局势如何演变?如果朝鲜再次搞核试验或朝韩关系出现新的紧张、中日钓鱼岛争端不能“软着陆”、亚太军备竞争继续加剧,美就难以实现其把重心转向重振美国经济的战略“收缩”。其三,欧洲战略态势如何演变?如果欧债危机、欧元危机、欧洲一体化危机加剧,欧洲出现大的动荡,美将不得不耗费时间、精力到欧洲“救火”。

  而另一方面,新兴发展中国家经济体与发达国家经济下行趋势“脱钩”的希望越来越渺茫,西方国家经济危机的外溢效应已严重波及拖累发展中国家的增长。整个世界经济陷入长时段的发展低迷和停滞之中完全是可以预期的。

  此外,如果美国国内沸沸扬扬的“页岩气革命”“第三次产业革命”取得意外突破,并给美国经济带来意外刺激,美国保守主义势力也有可能抬头,否决“收缩”战略。

  第四,海洋主权争端凸起给我睦邻安边形势带来重大变数。从2010年开始,中国周边海洋战略竞争不断升温,黄海、东海、南海形势同时趋紧,三海局势的联动效应增强。导致出现这种情势的原因有三个:从大的趋势看,海洋商业文明正让位于海洋工业文明,后者直接把海洋作为工场进行开发,与我相邻相向的濒海国家如越南、菲律宾、马来西亚等均相继进入工业化的高速成长阶段,急需通过加速对海洋资源的开发利用,为其工业化找到新的增长点。从近期因素看,一些濒海的发展中国家政府受到来自国内的巨大压力,遂将目光转向海洋经济或大肆炒作海洋争端,借此找到一条摆脱危机的出路。从我周边特殊的环境因素看,美国的背后支持在中国当前的海域争端中扮演了兴风作浪的角色,加上我国海洋方向上的地缘战略态势原本就先天不利,近海海域处于多层岛屿链的封锁之下,环伺的海洋邻国众多,且都与我存有海洋权益争执,在海洋博弈的现实态势上,我们又不占优势,致使海上争端的刚性很强,相互妥协的余地较小,加之又有复杂的大国背景搅局和国内民意助推,争执纠结的化解难度很大,形成对抗和演化为武装冲突的几率较高。

  大中东地区可能乱上加乱

  西方新干涉主义有借民主化扩大的趋势

  2013年,受世界经济继续低迷以及美国搞全球战略“收缩”的影响,欧亚大陆南缘濒海带的动荡有可能加剧,大中东地区尤其可能乱上加乱。

  第五,民主化诉求与新干涉主义交集危及我国内政治稳定。2011年爆发的西亚北非事变正在整个大中东地区扩大蔓延。这次事变凸显了西方干涉主义的新发展:在“人权高于主权”的原则之上又打出了支持民主变革、推翻独裁暴政的旗帜,并以地区多数国家的意愿为标榜,大力营造干涉的合法性身份;在行动策略上实行外战与内战相结合,利用目标国的内部矛盾扩大事态。西亚北非国家民主变革的内生诉求与西方新干涉主义的交集,在全球治理的旗帜下,具有在世界其他地区复制的传导性。新兴国家由于自身转型矛盾被全球性抗争风潮传染,其维稳压力上升。

  这一地区的局势在2013年的走向,主要有三大看点。一是叙利亚危机如何了结?目前来看,叙利亚的僵局或可维持一段时日,但达成政治妥协、实现“软着陆”的可能性不大。一旦僵局被打破,巴沙尔政权垮台,不但叙可能“碎片化”,中东也会出现“多米诺效应”,乱局扩大。二是伊朗核危机如何“着陆”。伊不会放弃“核能力”,如果冒险突破核门槛,中东就会风云突变、更加混乱,美、以军事打击伊朗的可能性就会急剧增大,美国全球收缩和战略重心东移计划也就可能破产。三是阿富汗局势如何变?基于美将于2014年从阿全面撤军的判断,阿各派力量及阿周边各国都在加紧抢位布局。这将影响到美国会在阿富汗留多长的战略“尾巴”、撤军是否“干净、彻底、全面”。

  进入新世纪第一个十年,我国社会群体性事件多发、高发的趋势有增无减。不排除在特定情况下,西方国家利用我国社会面临转型、内政深化改革、利益发生调整之际,借机挑动社会矛盾和纷争,施以新干涉主义介入,破坏我国政治稳定局面,以此牵制我快速发展势头。

  在东亚濒海带,2013年东南亚有可能“闹中取静”,但东北亚存在两大不确定性。一是朝鲜半岛局势如何发展。朝、韩新换领导人对对方的态度与政策如何,将牵动亚太局势。二是中日关系如何发展。如中日僵局不能解套,则对中日两国经济、对亚太局势及美国“战略再平衡”的性质、内容及其全球收缩战略都将产生影响。

  此外,自然生态持续恶化在我国非传统安全威胁的比重将进一步上升。中国前期的发展模式,并未完全避免以自然生态破坏性损毁为代价的增长。这种模式已不具有可持续性。未来5—10年它的负效应将在中国的经济社会生活中全面浮现,将出现极端天气、空气污染、旱灾与洪灾交替肆虐以及大面积疾病流行四大生态危机。我们不可低估未来自然生态对民生安全威胁日益增大的严重性,更不可对自然灾难催生社会危机,甚至危及国家安全稳定掉以轻心。▲(作者 江凌飞 国防政策研究中心、当代世界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

  非传统安全挑战增大军事安全形势更加复杂

  世界经济低迷、美从中东收缩、大中东动荡加剧等因素,对国际安全形势的影响极为复杂。一方面,美国的霸权通常是世界不得安宁的主要因素;另一方面,美在国际反恐、反海盗、反扩散等领域也发挥了一定的积极作用。美国搞战略“收缩”、尤其是从大中东“撤退”,以及欧洲搞“关门主义”,有可能导致国际恐怖主义获得喘息、核扩散加剧、海盗等跨国犯罪活动更加猖獗,全球气候问题谈判也可能陷入停顿。

  在军事安全领域,美国从一超独霸向全球收缩的急剧转变、世界经济低迷都将引起国际安全结构大盘震动,尤其将引起国际军事安全形势发生复杂变化。一方面,美国计划未来10年裁减军费4870亿美元,并没有改变美国的军事超强地位。相反,由于美国搞战略收缩后军力相对集中、更加注重军队质量、注重提升美军空天电能力和远程快速突击能力,其对战略对手的军事压力和威慑力并未下降。另一方面,世界上尤其是欧亚大陆被抑制的各种矛盾可能集中突发。在中东,叙利亚局势发生突变、以色列为寻求“绝对安全”打击伊朗和巴勒斯坦的危险性都在增大。在亚太,再起争端的可能性也不能排除,亚太沿海国家争夺海空军优势的军备竞赛有可能加剧。

  (作者系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研究员、《现代国际关系》主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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