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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在获得亚洲还是失去亚洲,中国绝不容许美

文章作者:www.4166.com 上传时间:2019-11-03

  近一段时间,关于中国在国际上的崛起继续成为国际上关注的话题。中国目前在国际上处于什么地位?中国的崛起对于世界来说是威胁还是机遇?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新加坡联合早报网5月27日分别登载学者文章,从历史背景、国际环境、自身条件等角度,讨论中国崛起与当年美国崛起的异同。

进入专题: 美国重返亚洲  

  美国《国家利益》杂志4月21日文章,原题:中国与美国:梦游中步向战争? 中国领导人爱讲“和平崛起”,并花大量时间思考“过去的教训”。但上世纪让人相信中国和平崛起的理由并不多。相反,历史上新兴国家挑战主导国家地位的例子很多,通常最后导致战争。最能透视中美关系可能走向的例子是一战前的英德关系。如今,中美间竞争愈演愈烈,很像当初英德对抗:中美对峙也是权力分配和经济及意识形态因素的产物。美国政策精英如今对相对力量的转移惴惴不安。

原标题:【国关青年说】孙晨晨:美国在亚太地区的“离岸制衡”战略与中国应对制衡的思考

  《金融时报》登载了耶鲁大学历史系教授亚当·图兹题为《中国不会重演美国式崛起》的文章,文章认为,两次世界大战为美国崛起提供了独特条件,中国崛起不会沿循美国的历史轨迹。

郑永年 (进入专栏)  

  经济上的竞争和意识形态的反感激起美外交精英的“中国威胁”感。政界很多人认为,中国经济成就是其采取自私自利和不自由政策的结果。他们害怕中国的贸易和经济政策会损害美国地缘政治和经济利益——这也与1914年前英国对德国的担忧类似。

作者系外交学院外交学专业硕士研究生

  以某些指标衡量,美国即将把世界第一大经济体的地位让给中国。有人说,中国领导世界的时代指日可待。文章认为,看看美国自己的崛起历史,便能明白一件事:权力不单单来自经济实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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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国对中国成功的担忧正在加深。冲突能否避免取决于两国的关键利益。对北京而言,答案直截了当。中国希望成为东亚(和东南亚)的地区霸主,想在自家后院确立地缘政治主导地位。对美国而言,如今在东亚的支配地位对其国家安全并无多大益处。毕竟,由于地理位置及压倒性的军力优势,美国是有史以来最安全的大国。

关键词:离岸制衡战略;联盟战略;亚太再平衡战略;印太之弧战略;一带一路

  美国的轨迹是前所未有的。作为全球政治领域一场地动山摇的大动乱,一战不仅仅将美国推向全球领导者的地位。甚至还首次创造出这一角色。

    

  那华盛顿为何要坚持维持在东亚的主导地位呢?根本原因是观念上的。美国想要支配该地区以确保其市场对美国的经济渗透和自由观念开放。中国被视为威胁,因为其存在本身就对美国安全所依赖的“门户开放世界”的观念构成挑战。

内容提要

  始于1914年的这场冲突不是世界大战,而是中、东欧古老王朝之间的区域性争斗。一战在欧亚大陆各地推动了变革。1917年以来的两年里,东欧国家从覆亡的沙俄帝国领土中分离。现代乌克兰首次获得国际承认。

   美国宣布“重返亚洲”,意在避免亚洲落入中国的势力范围,这是美国的长期战略意图。实现这一战略的方法和策略很重要。如果方法和策略失误,就会走向反面。如果从美国的自我认知、美国和亚洲盟国的互动方式、中国的崛起方式,以及中国和亚洲国家的互动方式来看,尽管美国在亚洲有所获,但失去更多。

  不夸张地说,对美国在东亚的最大威胁不是中国,而是美国的自由世界观的政策结果。美国的意识形态偏好是其对华大战略的强大动因。但这种大战略不仅令美中产生矛盾,更加剧了北京的不安全感及其对华盛顿意图和野心根深蒂固的疑虑。

冷战后,中国的崛起对美国外交构成了新的挑战。出于美国实力相对衰落,中国崛起及亚太地区地缘环境变化等现实因素,美国在亚太地区所推行的是以现实主义理论为基础的“离岸制衡”战略。美国特朗普政府更是明确将中国定位为美国的“战略竞争对手”,美国在亚太地区的“离岸制衡”对象不言而喻,总的来说,随着亚太地区形势的变化及美国领导人的更迭,美国在亚太地区的“离岸制衡”大致经历了“联盟”战略、“亚太再平衡”战略及“印太之弧”战略三个阶段,都不同程度的对中国造成了不利影响。为此,正在走向崛起的中国,在战略应对上,加强顶层设计,做好中美战略均势到来的准备、稳步推进“一带一路”倡议,增强战略主动权、积极推动多边地区合作和双边互动,营造良好的周边环境,最后,要努力构建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中美新型大国关系,推动中美关系行稳致远。

  文章认为,俄罗斯对乌克兰独立的反感可溯源至一战而非二战。1920年后俄国势力复兴,乌克兰与波兰联合入侵俄国失败、导致基辅落入俄国手中。

   美国的自我认知是美国作为全球霸权的意识基础,也是“重返亚洲”的意识基础。在国际关系上,美国是道地的现实主义者,但在这背后是浓厚的道德主义情绪。所谓的道德主义就是美国把自己的霸权行为“道德化”。美国历来把自己视为道德的象征,是一个仁慈的国际霸权。所以,美国一直认为自己在国际社会做的事情是正确的,并且也认为其他国家都会接受。

  事实上,当初对于崛起中的德国,英国也曾进行过是采取遏制还是安抚政策的辩论。今天,在涉及中国的问题上,前者的观念占据美国外交界的主流。美外交界认为北京应满足于目前拥有的——或更确切地讲,华盛顿愿意让中国拥有的。但这种强硬政策只会坚定北京认为美国决意阻止中国崛起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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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际事务格局重组伴随着一个核心事实:美国崛起为世界头号强国。维多利亚女王时代的英国势力范围广泛,但英国本身只是一个规模有限的强国。美国取代英国时,它的身份是民族国家。

   例如,美国在把自身的地缘政治利益扩展到俄罗斯后院时,会对俄国说:“我是仁慈的,这样做是我的权利,而且对你不仅无害,反而有好处。”同样的,美国在把其地缘政治利益扩展到中国后院时,也会对中国说同样的话。当然,如果俄国和中国或者其他国家相信美国的话,世界会太平。但如果这些国家不信,美国会把它们“妖魔化”,并想方设法来惩罚它们。

  美国忽视中国对自身利益的看法,造成中美关系不信任和敌意上升。若真想避免对华直接冲突,美国必须做出艰难甚至痛苦的调整,采取接纳中国崛起的政策。▲(作者克里斯托弗·莱恩,乔恒译)

一、 引言

  毫无疑问,美国的影响力与它的富裕密不可分。它在19世纪70年代初成为世界最大经济体。但经济实力本身不是权力之源:它必须被合理利用。19世纪晚期,美国甚至缺乏国民经济的最基本机制。它是世界经济的边缘一员,关税高得吓人,对国际金本位的贯彻也并不可靠。美联储直到1913年才成立。只是欧洲力量的自戕———一战的巨大财政成本和血腥战争之后的政治合法性危机———才为美国树立领导地位敞开了大门。

   美国自我“道德化”的形成,有其深刻的历史原因。首先,美国文化是宗教文化,具有高度使命感,要改造世界,把其他国家都改造成为“更像我们这”(more like us)的国家。因此,和美国站在一起的便是朋友,否则就是敌人。第二,美国是被邀请做世界大国领袖的。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尽管美国已经崛起,但基本上还是个孤立的大国。是欧洲主权国家之间的战争(一战和二战)造就了美国的大国地位。欧洲主权国家为了欧洲领导权发生战争,战争后谁也没有能力来领导西方,新崛起的美国就被邀请成为领袖。

现实主义理论认为,国际政治处于无政府状态,一个国家的安全保障完全依靠国家本身,“国际政治实际上是一个竞争的自助体系”。而作为国际关系主要行为体的民族国家,其根本动机和最终目标就是最大限度地追求国家全。为此,这些 在美国霸权威慑下的国家会形成针对美国的战略联盟,“以制衡美国的霸权野心”。一旦如此,美国必然要承担维持其霸权的巨大成本,甚至因此而根本撼动美国的全球领导地位。所以,“霸权的困惑即在于其本身包含着自我毁灭的种子”。为避免出现这种状况,美国需要调整和设计一种新的略,即“离岸制衡”战略。可见,现实主义国际关系理论构成了该战略的主要理论支点,“离岸制衡”战略深深扎根于现实主义传统”。

  文章总结称,这便是当前中国崛起与昔日美国崛起的差异。美国崛起的背景是一场全面战争,它耗尽了欧洲的军事力量,为美国确立其工业和财政力量提供了完美的条件。1916年索姆河战役所消耗的炮弹中,2/3由美国和加拿大制造并捐赠。当战争对一切传统上的合法性标准打上问号时,美国提出了民主制领导的主张。

   第三,二战后,美国领导整个西方遏制苏联阵营的扩张,更是最终通过竞争促成苏联的解体。第四,在长达一个世纪的时间里,美国的确强大无比,其市场经济、民主自由、军事力量都是其他国家仿效和学习的对象。在国际事务上,较之其他国家,美国的体系确是比较开放和透明,其行为比较可以预期,从而使得美国积累了很高的信誉。

美国国内许多学者认为,美国未能在冷战后的大好形势下提出宏观可行、能够指导美国未来发展蓝图的战略思想。这导致“在20世纪90年代,美国成了一个茫然失措的大国”,而“像美国这样的大国要想保卫自己,捍卫它通过艰苦努力建构的国际秩序,就必须有一个可靠有效的大战略”。这种客观需要与现实缺失的矛盾在新世纪的美国表现得尤为突出。“离岸制衡”战略正是在此背景下提出的。该战略认为,“美国无法阻止新兴大国的崛起”。而在国际政治中,一个大国的迅速崛起必然会导致现有国际体系中的权力转移,在此过程中,崛起国与霸权国之间的关系往往都足“紧张、猜疑与冲突”的。因此,“当中国的权力增长后,美国与中国势必成为对手”。为了应对这一挑战,美国需要及时而慎重地选择对华战略。

  但中国没有这样的机会。它的相对财政和经济实力远不及20世纪初的美国。主要的地区大国并不急于与它结盟。中国政府是否准备宣布开启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化新征程?肯定不会。

  

二、“离岸制衡”战略的理论内涵

  毋庸置疑,中国复兴至少将是21世纪初期的关键大事。但美国获得权力之路表明,经济、政治和战略影响力之间存在复杂关系。此外,美国崛起的独特条件,即震撼了欧亚大陆的两次世界大战,很难在现时重演。

   许多国家不接受“仁慈霸权”

离岸制衡也被称为“离岸平衡手”,是进攻性现实主义的代表人物代表人物约翰·米尔斯海默在其著作《大国政治的悲剧》中提出的概念。在书中,米尔斯海默对其定义如下:“这些远处的霸权通常喜欢让地区大国来制衡热衷于追逐霸权的国家,它们则坐山观虎斗。但有时这种推卸责任的策略并不可行,遥远的霸权国家不得不插手以平衡崛起中的国家。”他认为,获得地区霸权的国家本质上在其他地区扮演离岸平衡手的角色,推卸责任,让地区大国来制衡追逐霸权的国家,只有在推卸责任不起作用时,才直接插手以平衡崛起中的国家。简言之,离岸平衡手会采取两种行为模式: 推卸责任与直接介入。他鉴于中美两国的地理特点、现实政治的发展状况以及美国对中国的态度认知,认为美国应当遏制中国的崛起,并根据历史经验扮演“离岸平衡手”的角色。

  一个世纪前,一战为华盛顿创设了世界诸强之巅的全新地位,美国在二战和冷战中的领导角色更是巩固了这一地位。

   问题是,今天其他国家是否接受美国人的自我认知。如果接受,就没有问题,美国仍然可以像往常一样行为;如果不接受,美国就要改变其国际行为。答案似乎很清楚,越来越多国家并不能接受美国所认知的“仁慈霸权”。首先是俄国。在苏联解体后,俄罗斯长期处于弱势地位,没有能力阻止美国的战略贪婪,任美国地缘政治利益扩展到自己的后院。但一旦俄罗斯国力恢复过来,就会想方设法去“收复”往日失去的地缘政治利益。乌克兰是最明显不过的例子。亚洲在发生的也是类似的地缘政治情形。

当代“离岸制衡”战略的倡导者主要还有克里斯托弗 ·莱思(Christopher Layne)、和泰德·加伦·卡朋特(Carpenter Ted Galen)等人。“离岸制衡”战略的核心在于减少美国的国际义务,在世界其他地区通过与区域内大国结盟以防止一个地区霸权的出现,仅当出现敌对霸权大国时美国再直接插手以重塑地区均势,从而降低美国卷人大国冲突的风险,将更多的政府力量集中于解决国内挑战。

  当代错综复杂的国际关系远没有彼时那般难以收拾。设想中国的崛起会沿循美国当时的历史轨迹,不仅无助于正确理解局势,反而会激起不必要的对抗和冲突。

   在西方到达之前,亚洲国家之间形成了一种自然的区域国际秩序,即以最大国家中国为中心的“朝贡体系”。朝贡体系存在了数千年,直到西方帝国主义入侵亚洲才衰落。之后,中国本身一直被列强所欺负,也完全失去了在本区域的地缘政治利益。

三、美国在亚太地区的“离岸制衡”战略

  《联合早报网》登载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所所长郑永年题为《亚洲的未来:G2还是冷战?》的文章说,中国没有意愿取代美国成为世界霸权,也没有自己版本的“门罗主义”,中美两国间的问题不是权力转移,而是和平共存。

   亚洲国家现在面临的所有问题的核心,就是中国的崛起及对其地缘政治的影响。中国的经济崛起是世界经济上的奇迹,但经济崛起必然会对本区域的地缘政治产生重要的影响。从现实主义的视角看,至少有两层意涵。首先,中国的崛起,其周边形势必然向中国倾斜,有利于中国。中国的崛起带来了庞大的利益,周边国家必然会来分享这份利益。这和政府没有关系。不管中国政府怎么做都会这样。如果看不到中国经济崛起对本区域的影响,就会造成重大的误解。

基于亚太地区形势的变化和美国领导人的更迭,本文认为美国在亚太地区的“离岸制衡”战略实践从“联盟战略”下的“美日同盟”开始,经历了奥巴马政府时期的“亚太再平衡”战略,直到现在特朗普政府提出的“印太之弧”战略三个阶段。

  几年前,人们还热衷于用G2(两国集团)来描述中美关系,今天的局面似乎显示着两国关系越来越向冷战状态迈进。尽管中国和美国之间并没有多少直接的地缘政治利益竞争,但在东海和南海等问题上,美国“旗帜鲜明”地站在其盟友的一方。中国就觉得美国不中立。在美国的“我的盟友的敌人就是我的敌人”的态度下,中美关系必然恶化。

   其次,中国政府的政策也很重要。中国政府推动着中国的崛起,但也要面对本身的崛起所带来的问题。例如,如何使得中国的崛起和平而非暴力?如何使用崛起所带来的机会?任何崛起中的国家是不会放弃其地缘政治利益的,中国亦然。至于中国采用何种方式来“收回”和“保护”其地缘政治利益,则是另外一个问题。当然,中国政府所采用的方式,并不简单地取决于自身,而取决于中国和美国、亚洲等国家的互动。

(一) “联盟”战略

  今天的中国和美国尽管有高度的经济依赖关系,但在地缘政治利益之争面前,经济上的高度依赖很难支撑亚洲和平局面。亚洲能否和平,取决于中美两国对自身地缘政治利益的认知和调整。

   美国把中国崛起所带来的所有变化,全都看成是中国政府的作为。实际上,中国和美国根本就没有地缘政治冲突。世界上没有国家能享受美国那样安全的地缘政治环境和安全。美国所面临的问题,在于美国的地缘政治观和美国的绝对安全观。由于过去一个多世纪卷入世界事务,又充当世界警察,美国把全世界都视为自己的地缘政治利益,包括俄国和中国的后院。美国也一直在追求绝对的安全,而非相对的安全。只要美国认为还存在可能挑战其霸权地位的国家,就会感觉到不安全。中国过去30多年的迅速崛起,是美国人没有预测到的,因此感到巨大的恐惧感。

建立联盟是“离岸制衡”战略的最重要操作方式。摩根索在《国家间政治》中指出了均势与联盟的关系,认为联盟是维护国家或国家集团间均势或权力均衡分配的有效工具,“在多国体系内,联盟必然具有平衡权力的功能”。他出,两国之间均势的建立有三种选择。其一,它们可以增加自己的权力。其二,它们可以把其他国家的权力添加在自己的权力上。最后,它们可以阻止其他国家的权力附加到对手的权力上。当它们作出头一种选择时,它们进行军备竞赛,当它们作出第二和第三种选择时,便执行联盟政策。

  美国在其崛起过程中,产生了“门罗主义”,即欧洲列强不应再继续殖民美洲,或者涉足美洲国家之主权相关事务。

   更严重的问题在于美国实现全球性地缘政治利益和绝对安全的方法。最主要的方法就是加强和同盟的关系。在亚洲,为了再平衡中国,美国强化着和同盟的关系,而这也在急剧地改变着美国的同盟与中国的关系。美国的同盟战略,使得亚洲不可能形成传统的自然区域国际关系秩序。如果没有美国因素,美国的这些同盟国就会找到其他更有效的办法来和中国打交道。但和美国的同盟关系给它们一个想象,好像不管它们对中国采取什么政策,美国都会永远在背后支持。这就给这些国家提供了“绑架”美国的条件。为了制衡中国,美国似乎更愿意被“绑架”。在这个过程中,美国也失去了很多东西。

根据“离岸制衡”战略的设计,美国将利用美日同盟机制,支持日本发挥更大的地区安全作用来防止任何一个亚太国家成为地区霸主。美国视美日同盟为其亚太安全战略的基石。1995年和1998年美国《东亚战略报告》都强调和重申了这一点。《普林斯顿计划最终报告》指出:“美国应当继续把美日同盟当作美国东亚战略的基石。”约瑟夫·奈认为:“(美日)联盟能够并应当在美国的亚洲战略中保持中心地位。”日本的地缘战略位置具有重要的意义,是美国的理想战略基地。日本地处西北太平洋,紧靠亚洲大陆,与亚太安全结构中的重要国家中国、俄罗斯十分接近,周围有朝鲜海峡、宗谷海峡等重要战略通道分布。日本的领土面积虽不大,但南北延伸很长,北部紧贴俄罗斯的撒哈林岛、千岛群岛,南端与中国的台湾岛相邻。日本的这种地缘战略位置,使它成为美国实施前沿战略部署的理想基地。重新定义美日关系实际上加强了美国对日本的控制,使日本牢固的成为美国推行其亚太战略的重要基地,成为“美国力量在地缘政治中的延伸”。作为“离岸平衡手”美国乐意看到一个在自身体系中发展起来的日本与不断崛起的中国之间的竞争,以此来维持在亚太地区的霸权。

  中国的崛起是否也会促成其挑战现存地缘政治的主导者美国,并产生其自身的“门罗主义”呢?一个新兴国家的崛起,必然要对现存大国构成挑战。不过,历史上也有权力和平转移的例子。大英帝国“体面”地退出世界霸权舞台,让位给美国,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除加强美日同盟外,美国还编织日、韩、澳“亚洲小北约”军事网,试图在亚太地区建立一个以美日安保为核心、包括澳大利亚和韩国等国在内的从属于北约的“小北约”,形成对中国的“C”型包围之势。亚洲“小北约”对中国安全环境构成了一定的威胁,学者郑永年指出,“对中国国家安全构成最大威胁的莫过于正在形成中的亚洲版‘北约’”。“亚洲版‘北约’的直接目标就是中国,或者要‘围堵’中国的崛起,或者要‘平衡’中国军事现代化所产生的外在影响力。”

  尽管有很多学者一直在讨论美国和中国之间的权力转移问题,但现实地说,中美两国不是权力转移,而是和平共存的问题。中国并没有意愿来取代美国成为世界霸权,中国更不会像前苏联那样,要把自己的地缘政治利益扩展到美国后院。更为重要的是,中美两国并没有直接的地缘政治冲突。中美两国纠纷的焦点,在于美国如何处理其在亚洲过度扩张的地缘政治利益,即那些使得中国感到严重不安全的地缘政治利益。

   美国信誉“附加值”在递减

(二)、“亚太再平衡”战略

  因此,中美两大国的和平共存,需要双方都照顾到对方的地缘政治利益。在亚洲,尽管每一个国家都会有其自身的地缘政治利益,但重大的地缘政治利益都避不开中美关系。中美不仅需要处理好彼此的地缘政治关系,更需要照顾各自和其他国家的地缘政治利益关系。

   首先,美国信誉的“附加值”在迅速递减。美国能够真正保护这些同盟国吗?在这个问题上,人们并没有共识。有人相信美国在衰落,有人相信美国仍然会保持为最强大国家。但中国已经崛起并且还在继续崛起则是普遍共识。中美关系是今天世界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谁也缺少不了谁。同时,美国在同中国的合作中可以获得巨大利益,至少是经济利益;这种利益远超过美国和一些同盟国的关系。因此,越来越多人也开始相信,如果中国和菲律宾发生冲突,很难说美国愿意为了菲律宾和中国发生正面冲突。在人们的认知中,随着中国变得越来越强大,美国对其同盟所做出的“承诺”的实际价值正在递减。

美国总统奥巴马2011年11月在自己的老家夏威夷抓住主办亚太经合组织(APEC)峰会的机遇高调亮出“转向亚洲”战略。美政府开始从阿富汗和伊拉克两场战争撤出,同时寻求外交政策新亮点。奥巴马团队执政以来,美国政府在“巧实力”的概念下调整了战略选择,决定把战略重心转移到亚太。在2012年6月3日闭幕的本年度香格里拉对话会上,美国防长帕内塔提出了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指出美国将在2020年前向亚太地区转移一批海军战舰,届时将60%的美国战舰部署在太平洋。2014年4月2日-4月3日,“美国-东盟防务论坛”在夏威夷召开,美国首度以东道主身份主办美国与东盟之间的部长级非正式会议。会后,美国国防部长哈格尔将启程访问日本、中国、蒙古国,奥巴马4月下旬将出访亚洲。美领导人出发前在家门口“挽”住东盟“秀”姿态,实质是重申其战略重心不变。哈格尔在此次论坛中反复强调,希望向与会东盟防长及代表重申美国对亚太地区的“承诺”,美方期待将这一论坛活动“常规化”,释放出“亚太再平衡”将会延续的信号。本质上讲,再平衡不是什么新概念,它依然是在利用中国周边个别国家对中国发展的疑虑,来加固美国的战略地位。“亚太再平衡战略”被视为是对美国重返亚太战略的进一步充实。

  现实的情形则令人担忧。一方面,随着崛起而变得强大,中国有能力维护自己的地缘政治利益。中国没有自己版本的“门罗主义”,不会把亚洲视为是自己的势力范围,但中国不会像从前那样,容忍其他国家(无论是美国、俄罗斯还是日本)来继续主导自己的地缘政治利益。另一方面,美国仍然视整个亚洲为其地缘政治利益范围,不仅没有任何收缩的意图,反而表现出强烈扩张的意愿。这势必导致中美的直接对抗。

   其次,美国也正在失去其国际关系中的道德立场。这主要表现在日本问题上。在冷战期间,美国为了对付共产主义阵营,原谅了日本。今天,美国为了对付中国,也在原谅日本。但日本可以通过美化战争的历史,来成为正常的亚洲国家吗?中国和韩国决定不忘记历史。日本的国家正常化并非中、韩等国所能制约,更多是美国的事情。但一个美化战争的日本,很难让中国和韩国接受。即使这两国被认为是“过不了历史这一坎”,但道德上并不为过。东南亚一些国家决定“原谅”日本,只是说它们采用了现实主义的态度,并不是说它们承认日本侵略的正当性。从长远看,一个没有道德立场的美国,很难让中、韩等亚洲国家接受其领导地位。

中国外交学院战略与冲突管理研究中心教授苏浩日前撰文指出,美国将其军事盟国和战略伙伴国与自身的战略利益绑定,将它们推到前沿以对抗美国的挑战者,其效果可以一石三鸟:既将双边军事同盟变为多边同盟网络,从而强化了美国主导的安全秩序;又挑拨了中国与周边国家关系,迟滞了东亚区域一体化进程;同时更是直接锁住中国的海上实力的拓展空间,而又避免了与中国的直接对抗和冲突。其实,各种“平衡”之外,美国还需要考虑另一个“再平衡”,那就是扩军与加强美亚经贸关系之间的矛盾。与“紧缩欧洲”及其他地区相比,亚洲经济蓬勃发展,是最具活力的增长区。美国急需提升亚洲在美国对外经贸战略中的地位,以便扩大对亚洲地区的出口,增加国内就业,分享亚洲经济增长的红利。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所、世界思潮室助理研究员陈积敏就“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及其对中国的挑战”发言。他认为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对中国产生更加残酷的挑战。

   和从前的一些大国一样,美国背负着大国所特有的同盟负担。一个国家能够有多少国际空间,完全取决于其实力。实力强了,不扩张空间也会扩大;实力弱了,拼命维持最终也会衰落。清朝就是因为不切实际地要去实现对朝鲜半岛的“承诺”,直接导致了和日本的战争。如果清朝能够及时“退出”和朝鲜的“同盟”机制,情况就会有所不同。“退出”国际空间做得比较成功的案例,是英国、法国和德国等从其殖民地的“退出”。这些国家都能够果断决策,体面地退出殖民地。苏联的解体也和其同盟政策有关。苏联如果更早地“退出”,情况就会很不同,至少不会突然解体。今天的美国也面临其同盟的负担。尽管国力不那么行了,但还是想方设法来“平衡”中国。

(三)、“印太之弧”战略

  

2017年3月,美国助理国务卿在谈到特朗普政府亚太政策时,表示奥巴马时期的“亚太再平衡”战略已结束。2017年11月初美国总统特朗普的东亚之行,宣示“印太战略”成为美国新政府的亚太战略。美国实行“印太战略”的目标,即在印度洋-太平洋区域,采取包括政治(民主价值观)、外交(拉帮结派)、军事(军演、军售等)等综合手段,遏制中国的崛起,削弱中国影响力,以维持、确保和巩固美国的霸主地位。在“印太战略”的美、日、印、澳核心四国中,美国是“盟主”,日、澳在美国亚太同盟体系中被称作“北锚”和“南锚”,而印度则是美、日正大力拉拢的对象。这一战略切合了一些区域国家对中国发展的焦虑和不适,从而引发了一系列反应。

   美国并没有完全思考清楚

“印太战略”的理论基础和行为模式,都是以意识形态、敌我阵营划界的冷战思维的反映,这与全球化大潮中经济一体化、文化包容化、政治多元化、利益共享化等时代诉求背道而驰。在人员交流日趋活跃、经济活动渗透融合、文化心理日益开放的社会形态里,在你中有我、我中有你、难分难舍的利益交织中,已经很难做到你彼我此阵线分明,这恐怕是美国在近期三大战略文件中将中国的“成分”定得很“高”,但在实际操作层面却又强调彼此合作的原因所在。

金沙国际唯一官网,   对“再平衡”政策,美国并没有完全思考清楚。从国际关系的历史看,从前所有的平衡都是在两大敌对集团之间,例如古希腊的雅典和斯巴达、一战和二战的欧洲联盟之间、冷战时期的美国和苏联等。但现在的中美两国关系,根本不是两个对立集团的关系。两国各方面的互相依赖程度,已经高到使一些学者称两国关系为“中美国”。并且,美国有联盟,中国没有。在这种情况下,美国对中国的平衡似乎越来越难。中国对美国不构成任何威胁,美国如何平衡中国?太平洋对中国没有那么重要,其象征性远远多于实质性。能够跨越人们所说的“岛链”,只是中国力量的象征,中国不会跨越太平洋而去叫战美国。美国也知道这点,因为中国的情况和苏联完全不同。所以,美国在强化其和同盟关系时,尽量想折中,一方面公开站在其联盟这边,另一方面又要强调这不是为了围堵中国。美国的这种行为越来越难。

对于紧锣密鼓展开、弓满弦张呈现的“印太战略”,我们不可疏忽大意,但也不必莫名紧张,完全可以从容应对。只要国际局势错综复杂、利益交织盘根错节的现实不变,各方力量优胜劣汰、此消彼长的博弈规律不变,无论中美、中日,抑或中印、中澳,和则两利、斗则俱伤的基本法则就不会改变。加之特朗普政府一系列让国际社会“惊奇”的对外政策,甚至连自己的盟国及伙伴国也都深陷其中,纷纷寻找新的突破口以求自保,而经济实力不断增强的中国自然成为其合作对象。因此,在可预见的未来内,只要中国保持足够的战略定力,主动有为,“印太之弧”战略一时难以形成强大的合力,暂时对中国构不成实质性的威胁。

   更为重要的是中国近年来对美国可能围堵的态度,发生很大变化。中国如果恐惧于美国的围堵,就会改变政策。前些年,中国的确把美国所做的一切都视为威胁。但现在中国对美国的围堵话语变得不那么在意了。中国已经成长到不可被围堵的程度,也不害怕被围堵了。这表明,中国已经开始走出处处“回应”美国政策的被动阶段,走上了“自主”政策的积极阶段。

美国在获得亚洲还是失去亚洲,中国绝不容许美日主导。四、中国应对美国制衡的战略思考

   如果中美两国继续合作,亚洲国家可以继续整合,甚至是更大的整合。但如果中美两国交恶,亚洲国家就会很快分化。一些靠向美国,一些靠向中国。这也就是为什么人们担忧东亚和东南亚,是否会再次进入类似美苏冷战那样的国际关系格局。

(一)、加强顶层设计,做好中美战略均势到来的准备

   不过,中美关系仍然有巨大的发展空间。根据美国自己的说法,“重返亚洲”来“再平衡”中国是为了保护国际法的尊严、确保航行自由、确保安全稳定等等。但所有这些何尝不是中国的最大利益呢?作为崛起中的大国和最大贸易国,没有比这些对中国更具重要性了。再者,美国在亚洲的再平衡,除了承诺保护其同盟外,最根本的还是对中国的深刻恐惧感。随着中国的继续崛起,和美国冷战式联盟对美国所带来的代价的快速递增,美国的对华政策也有可能有重大的调整,从“再平衡”转化到前些年的G2方式,即中美两国以合作的方式而非对抗的方式,来解决亚太国际秩序问题。G2方式和今天中国所提倡的“新型大国关系”也有很多共同的地方。

美国在获得亚洲还是失去亚洲,中国绝不容许美日主导。500年来活跃于世界舞台的主要民族国家是稳定存在的,他们相互角力所形成的国际政治生态受着一条相同纽带的牵引,即大国霸权能力以相对经济优势为基础。经济发展不平衡是大国权力消长的动力源泉,经济竞争成为大国政治的核心与优先目标。军事力量是大国霸权的统治手段,但军事力量只有在扭转或影响经济盛衰的大趋势之下才有意义。美国在二战后的综合霸权能力在达到顶峰之后,开始走下坡路,冷战后,随着新兴国家的崛起,美国试图建立的单级霸权体系似梦幻泡影,中国经济的稳步、持续增长使得综合国力不断增强。中国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对世界经济的贡献率超过30%,现代化军事能力建设不断完善,这一切,似乎意味着中国的崛起势不可挡,中国必将对现行国际体系造成巨大的冲击。尽管中国领导人在国际场合中多次明确表示,中国的崛起是和平崛起,中国始终是现行国际体系的维护者、全球治理的贡献者、中国的发展不寻求改变国际政治经济秩序,而是推动国际政治经济秩序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但是,作为现行国际体系的建立者美国,是不可能坐视中国崛起而熟视无睹。为了遏制中国崛起,中美之间已经在经济领域展开激烈角逐,在双方的克制下,发生直接的军事对抗可能性极小,但现实的实践证明,国际体系已经进入中美战略均势时代,中国越发展,中美之间的战略竞争就越明显,为此,中国方面要加强顶层设计,既要做好与美国的战略协调,又要推进中美经济合作,既要在中美竞争中保持战略主动,又要做好最坏的准备,防患于未然,为中国的发展营造良好的国际环境。

   G2方式并不是说中国会变成今天西方媒体所描述的“恶霸”;相反,中国的文明自信会促成中国在有能力保护自己地缘政治利益的同时,建构一个包容美国的和平的亚太国际关系。对美国来说,无论从哪个角度看,G2的方式对美国所能产生的利益,远大于“再平衡”的方式。美国的“再平衡”不仅已经在很短时间里导致了亚太地区和平稳定的失衡,也使得美国在失去亚洲。

(二)、稳步推进“一带一路”倡议,增强战略主动权

   从这个角度看,美国从“再平衡”到G2的转换也不是不可能的。

自“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以来,国际社会踊跃参与,取得了超出预期的成果,“一带一路”可以说是中国对现行国际社会提供的最大公共产品。“一带一路”秉持共商、共建、共享的原则,旨在加强沿线国家的基础设施建设,共享发展成果,深化双边关系。除去经济意义,从战略角度,我们也能发现“一带一路”具有重要意义。首先,它打破世界旧有经济格局,对西方的霸权经济体系构成了强有力的回击。其次,“一带一路”突破海洋封锁,建设了战略后方,是我国进行海陆统筹的重要战略实践。最后,“一带一路”是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的战略新举措,适应了当今世界的发展趋势。尽管国际社会中的一些国家对“一带一路”充满疑虑,但不可否认,“一带一路”给沿线国家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利益,中国也没有附加任何政治条件,而是在互利共赢的基础上彼此协商。为此,在接下来的时间里,中国应稳步推进“一带一路”倡议,从战略的高度统筹协调国内外政策,争取战略主动,避免与美国的战略发生直接碰撞。

  

(三)、积极推动多边地区合作和双边互动,营造良好的周边环境

   作者是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所所长

针对美国亚太离岸制衡战略指导下的制衡给中国安全环境带来的威胁,中国除了要加速自身的发展、增强国家综合国力外,还应继续积极推动亚太地区的合作安全。合作安全是当前亚太各国普遍接受的概念,这种多边安全的机制在该地区也得到了较大发展,如东盟地区论坛(ARF)、亚太安全大会(香格里拉对话)、上海合作组织、朝核问题六方会谈、东北亚合作对话会等。双边关系是两个国家关系的晴雨表,中国也应该在双边关系中下大手笔,突破美国在亚太地区的同盟国和伙伴国,使其制衡难以形成合力。中美两国是亚太地区大国,不仅在亚太地区有共同的安全利益,而且对亚太地区的安全与和平负有重要的责任。因此,中国今后一方面要继续推动亚太地区的多边安全合作,另一方面应支持美国及其他亚太国家参与合作安全的建设,以消除美国等国家对中国崛起的疑虑,改善中国周边安全环境。

  

(四)、努力构建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中美新型大国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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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型大国关系是以相互尊重、合作共赢的合作伙伴关系为核心特征的大国关系,是崛起国和既成大国之间处理冲突和矛盾的新方式。2012年5月3日,在北京召开的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期间,双方将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作为主题,这一概念被高调推出。中国领导人多次提到修昔底德陷阱(哈佛研究团队发现,从1500年到现在为止,先后出现了16次新兴大国与老牌帝国之间的竞争,其中12次发生战争,只有4次没有发生战争)。今天我们怎样避免中美两个国家之间的冲突甚至战争?这是中国外交上最重要的任务。现如今的中美关系,好不到哪里去,也坏不到哪里去,无论是甚嚣尘上的“中国威胁论”,还是日益凸显的中美贸易冲突,都不会真正的将中美引向大规模军事冲突的境地,所要努力的方向仍然是将分歧控制在一定的范围之内,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为中国的和平崛起营造良好的外部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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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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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关系在本质上是竞争性的,这种结构性的矛盾导致美国对中国的战略制衡是与时俱进的。随着中美两国实力的此消彼长,美国不断加大对中国的战略遏制,但终其理论来源,都是“离岸制衡”战略在不同时期的不同表现形式,美国只要一天不放弃全球霸权,中美战略竞争一刻也不会停止。中国崛起势必加速中美战略均势时代的到来,而此战略均势时代是中美关系的黄金年代,两国利益有诸多交汇契合,尽管目前中美关系充满变数,但也是中美两国战略利益博弈的结果,中美关系的稳定取决于彼此适应彼此的战略转变,中国再次到了焕发民族精神,谋划长期战略,致力于开创一个在美国霸权之后仍能持续的国际体系的时代,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奠定坚实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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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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