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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沙国际唯一官网匈牙利通向政治变革的三把钥

文章作者:军史 上传时间:2019-06-22

原标题:敢和大国抗争的小国领袖,被处极刑31年后,平反昭雪、隆重国葬

本文来源看历史

第1天
2011-07-09

1989年夏天,匈牙利即波兰之后,在东欧各国中第二个发生颜色革命。其实假如匈牙利没有出现动荡的话,中欧的局势还是可以稳定的。但是匈牙利人没有选择沉默,匈牙利在波兰的刺激的下也发生了剧变。当时的苏联已自顾不暇,再也没有经历去管东欧地区的问题。匈牙利在发生颜色革命之后,也没有放过苏联,它顺手给苏联挖了一个大坑,导致了社会主义阵营的彻底崩溃。

  1956 年1 月,在苏联共产党的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上,苏共新一代领导人赫鲁晓夫作了否定斯大林路线的“秘密报告”。没过多久,报告的内容就传播到了全世界,引起了巨大的反响。

1989年6月16日,在匈牙利布达佩斯举行了一场盛大的“国葬”仪式,30万匈牙利人民参加了吊唁安葬活动。国葬的主角为纳吉·伊姆雷,1958年在苏联操控之下,他被以“叛国罪"名义执行了枪决,在含冤屈死31年后,纳吉终于获得平反昭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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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7月去匈牙利旅游时,在匈牙利首都布达佩斯国会大厦附近的一个小广场,我见到了一组引人瞩目的雕塑——一位老人,身着西装,头戴礼帽,挎着长柄雨伞,站在一座小拱桥上。他手扶桥栏,转头侧视,神态中带着沉思和忧伤,像是一位学者或绅士。这组铜铸的雕塑,没有任何文字说明,但众多的匈牙利人和旅游者,却排队与其合影。导游告诉我,这就是1956年匈牙利事件中被害的原匈牙利总理纳吉的塑像。1956年,我还是个孩子。对匈牙利事件和纳吉知之甚少。但1976年发生在天安门的“四五事件”我却记得清清楚楚。那时,“四人帮”把人民自发悼念周总理的“四五事件”说成是和匈牙利事件一样的“反革命暴乱”;把邓小平说成是“中国的纳吉”,是“四五事件”的总后台和领导者,在全国大批“邓纳吉”。纳吉究竟是何许人?纳吉生于1896年,1918年在苏俄加入共产党,并长期旅居莫斯科。1944年,纳吉回到匈牙利,先后担任农业、内务部长和国民议会主席,1953年和1956年还两次出任政府总理。纳吉在执政期间,试图争取社会主义建设的匈牙利特色和自主发展空间。1953年至1955年,纳吉在匈牙利领导并主持了名为“新方针”的调整与改革尝试,在一定程度上就是针对苏联模式和匈苏关系。纳吉的“新方针”,受到了匈牙利人民的拥护,但却引起了苏联领导人的强烈不满。苏联当时是社会主义大家庭的家长,纳吉因为改革被扣上“右倾机会主义”“反马列主义”和“反党”的帽子,被解除了党内外一切职务并被清除出党。正因为有这样的背景,在反对苏联模式和苏联控制色彩更浓的1956年10月事件中,纳吉又被民众推上了总理的位置。在这次担任总理的十几天时间里,纳吉先是吸收少数民主人士参加政府,进而组建多党联合政府,最后宣布匈牙利退出华约组织实行中立。这些做法,无疑是向苏联这个家长的权威挑战。因而,苏联出兵镇压了匈牙利事件。两万多匈牙利人被杀;近200万匈牙利人流亡国外;数不清的匈牙利青年学生和工人,被送到苏联的“劳动营”改造。纳吉被俘,并于1958年被送上绞刑架,罪名是“阴谋发动推翻人民民主制度和叛国”。在纳吉临刑前,被苏联推上台的匈牙利领导人卡达尔曾说:“你的改革也许是对的,但至少早了20年。”岂止20年?直到30多年后,纳吉才被彻底平反。1989年,匈牙利彻底否定了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制度,也同时否定了数十年来不平等的匈苏关系,并全方位地转向了西方。与此同时,纳吉也被全面恢复名誉,成了“主张民族独立的杰出国家领导人”、“社会主义制度改革的代表”。许多人拾起纳吉在五十年代曾举过的旗帜,争当他的继承者。但必须指出的是,目前匈牙利的那些当权者,并不是纳吉的真正继承者。他们只是强调和放大了纳吉对苏联模式的改革以及对苏联模式的反抗,但他们却闭口不谈纳吉对社会主义的终身追求。1958年6月15日,纳吉在法庭宣判他死刑之后做的最后陈述中说:“我曾经两次试图在多瑙河畔挽救社会主义的声誉,那是1953年和1956年。第一次拉科而出来反对我,第二次则遭到苏联的阻止。如果牺牲我的生命能够向人民证明,并不是所有的社会主义者都是人民之敌,那么,我在所不辞。”1958年6月16日早晨6时,纳吉被处以绞刑。临终前,纳吉高呼:“社会主义的、独立的匈牙利万岁!”从纳吉的一生不难看出,纳吉不仅是一位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者,而且更是一位社会主义者。这恐怕也正是纳吉一直深受匈牙利人民爱戴的原因。漫步在布达佩斯匈牙利国会大厦前的广场,我还见到了许多与1956匈牙利事件有关的纪念物。其中有当年苏联坦克镇压匈牙利人民留下的累累弹痕;有1989年后,为1956年匈牙利事件中死难者建立的无名烈士纪念碑……从匈牙利事件又让人联想到1976年的天安门事件。令人庆幸的是,同样被定性为“反革命暴乱”的天安门事件,仅仅两年多以后,便彻底平反;同样被打倒的领导人“邓纳吉”——邓小平,两年后不仅没有走向绞刑架,反而东山再起,成为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带领中国人民走向了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康庄大道。作为社会主义者的纳吉老先生,如果九泉有知,当击掌相庆。

一、24万苏军入侵匈牙利,匈牙利人刻骨铭心

  反响最强烈的莫过于匈牙利了。在匈牙利,也有一个斯大林式的领导人,这个人就是匈牙利共产党总书记拉科西,这人虽然也曾在监狱里度过16 年,但在他成为执政党领导人的时候,却毫不犹豫地把许多清白无辜的人关进监狱,送上绞架。1948 年6 月,他制造了一起骇人听闻的“拉伊克案”,指控内务部长、政治局委员拉伊克·拉斯洛为“美国情报机关代理人”、“南斯拉夫间谍”,诬陷他“阴谋武装暴动,谋杀共产党领导人”,将其逮捕,并将拉伊克的“同党”一个个地绞死。接着,在1951 年5 月,拉科西进行了一场恐怖的大清洗,每天都有一些中央委员会的成员“外出旅行”,然后就销声匿迹。许多高级军官在夜间不知去向,并永远从这个世界上消失。这一切,与苏联三十年代的“基洛夫事件”以及后来斯大林搞的“大清洗”如出一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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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雁

布达佩斯

匈牙利在二战中是纳粹德国的仆从国,在二战之中,匈牙利被苏军占领。在二战结束以后,在苏军的「扶植」下,匈牙利成为了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但是由于苏联要求各国盲目照搬斯大林模式发展经济,最终东欧各国的经济都出现了严重的滞后。1956年,纳吉出任匈牙利总理,开始了一场经济政治改革。苏联方面担心匈牙利的改革会在东欧引发连锁反应,因此要求匈牙利终止自个的改革。在匈牙利拒绝了苏联的最后通牒之后,24万苏军进攻匈牙利。这一事件造成了2万多匈牙利人死亡,匈牙利总理纳吉逃进了南斯拉夫驻匈牙利大使馆。但是被苏军成功骗出,随后纳吉被押往苏联祕密处决。堂堂一国总理成为了苏联的枪下亡魂,这一事件让所有了匈牙利人刻骨铭心。

  失踪和被处决的人数至今无法统计。

纳吉,1896年出生于匈牙利一个工人家庭,因家庭困难很早辍学。一战爆发后,他被奥匈帝国强征入伍,在与俄军作战中当了俘虏,经过改造加入了苏俄红军。在苏俄内战期间,纳吉作为一名红军战士与白卫军英勇作战,因此被吸纳为布尔什维克党员。一战后奥匈帝国解体,匈牙利经过剧烈的政局动荡后,确立了君主立宪制王国。

金雁,中国政法大学人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苏联-俄罗斯、东欧问题研究专家。著有《农村公社、改革与革命:村社传统与俄国现代化道路》,《田园诗与狂想曲:关中模式与前近代中国社会再认识,《新饿乡纪程》,《苏俄现代化与改革研究》,《火凤凰与猫头鹰》,《经济转轨与社会公正》,《十年沧桑:东欧诸国的经济社会转型与思想变迁》等。

布达佩斯的纳吉铜像——一位老人,身着西装,头戴礼帽,挎着长柄雨伞,站在一座小拱桥上……

1956年匈牙利事件之后,卡达尔出任匈牙利领导人,这位领导人的外交策略比较聪明。在其在任的32年时间里,他一直保持了和苏联的良好关系。他一再试探苏联方面的态度和底线,在不触怒苏联的条件下进行改革。在他当政时期,匈牙利一直在进行改革,不过由于政治改革归于敏感,可以会招致苏联的不满,因此卡达尔的改革仍以经济改革为主。在国内政策中,卡达尔废除了之前的「谁不同我们在一起,谁就是反对我们」的阶级斗争思想。他提出了「谁不反对我们,谁就和我们在一起」的新联盟思想,在卡达尔的带领下,匈牙利成为了东欧的购物天堂(比起邻国奥地利差得远)。匈牙利经济称为土豆烧牛肉式的社会主义,其他各个社会主义国家都在学习匈牙利的成功经验。

  拉科西疯狂地践踏社会主义的民主和法制,在他执政期间,匈牙利各地建立了数不清的“拘留营”,成千上万人不经任何法律程序便被长期囚禁关押,在国家经济建设方面,拉科西和格罗、法尔卡什·米哈依组成的“三驾马车”,狂热地发展重工业。将轻工业、服务业和农业的投资比重压到10% 以下,强制推行农业合作社,千方百计地加重农民的负担,实行“义务交售制”,交售指标越定越高,收购价格越来越低。对于敢于抵制交售的人,判处三年以下徒刑。这样一来,大批农民纷纷逃离农村,大量土地荒弃无人耕种..农村经济的崩溃直接影响了城市居民的生活,许多基本食品和日用工业品供应越来越困难。而年年发行的“和平公债”实际上已成为人民诅咒的苛捐杂税。老百姓住房紧张,收入迅速下降,一个个怨声载道。

在上级安排下,纳吉回国开展革命工作,多次被统治当局逮捕入狱,最后被迫流亡国外。从1930年起,他侨居莫斯科从事农业政策研究工作。在苏联大肃反运动中,不少匈牙利人士都遭到清洗,但是纳吉侥幸逃过一劫。苏德战争爆发后,纳吉报名参加苏联红军国际旅,准备上前线抗击德国法西斯的侵略。但在共产国际领导人季米特洛夫建议下,他被调入电台从事编辑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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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匈牙利经济出现了问题,随即导致政治的动荡

  苏联新一代领导人早就意识到这一点,三年以前,在斯大林去世后,他们就逼迫拉科西将政府的一部分权力交给副总理伊姆雷·纳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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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匈牙利,“1956年”已经成为一种符号,它既是定格在那个时代的历史记忆,也是匈牙利政治变革的一面旗帜,更是最终体制转轨的先声,正如曾任匈牙利社工党政治局委员的波日高伊所说,正是“1956年的匈牙利事件”催生了33年后的“变革之路”。

布达佩斯的纳吉铜像

匈牙利的经济飞速发展得益于世界经济的带动,匈牙利对世界市场的依赖性相当大。在70年代晚期,世界经济的增速显著放缓,匈牙利开始出现资源短缺、外债沉重、外贸逆差等等一系列问题。到了80年代后期,匈牙利的经济出现了负增长,经济领域的困难非常快影响到了政治局面的稳定,卡达尔的地位开始出现动摇。格罗斯和波日高伊开始联合挑战卡达尔的地位,1988年5月,在巨大的压力之下,卡达尔被迫辞职,结束了其32年的统治。不过随后匈牙利的政局出现了混乱,以格罗斯为首的温和派和以波日高伊为首的激进派出现了严重的矛盾。格罗斯主张进行经济改革,波日高伊主张经济和政治一起动,两派的矛盾无法调和。

  纳吉是一位出生于农民家庭的教授,又是德高望重的国务问题专家。早在1918 年,匈牙利共产党还没有建立的时候,他已经是布尔什维克党员了。

1944年底,纳吉等人随同苏联红军先头部队,回到了阔别已久的匈牙利,组织筹建临时国民政府。两年后,匈牙利废除了君主制,成立了匈牙利共和国,纳吉成为国家高层领导。建国以后,匈牙利最高领导人拉科西一味照搬苏联模式,并且大搞个人崇拜和集权政治,不仅损害了国家的利益,更伤害了匈牙利人民的感情。1953年斯大林逝世后,时任国家总理纳吉着手实施新政策,开启“非苏联模式化”进程。

匈牙利是我们此行的最后一站,我们抽出了半天时间,专程前往布达佩斯东郊的“新公墓”去拜谒纳吉的坟墓。“新公墓”是布达佩斯最大的公墓群,绵延数十公里,在去之前就有当地朋友告诉我们,一定要在墓区管理人员的带领下前往,否则墓区太大会迷路。而我觉得,纳吉是匈牙利现代史上的名人,他的坟墓应该会非常醒目,不会难找。但当一位显然是“70后”的墓区管理人员把我们带到“1956年遇难者墓区”时,望着无数相同的没有人名、没有生卒年月、没有墓碑、只矗立着系着国旗色丝带的木桩的标志,他也茫然无措,不知该如何寻找。

布达佩斯

1989年年初,格罗斯出国访问之后,波日高伊开始发难,他在接受采访时说:「1956年死去的人民不是反革命,而是一场人民起义。」在此之前,匈牙利政府为了迎合苏联的态度,一直坚称1956年的混乱是一场反革命暴动。人人心中都有一杆秤,在半个月的时间内,有无数的政治团体和民间组织宣布支援波日高伊。1989年2月,格罗斯被迫更改了33年来匈牙利政府对56事件的评价,并且同意实行多党制。同年六月,执政的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同意放弃权利垄断地位,并开始和各个反对党开始举行圆桌会议。最终最大的在野党匈牙利民主论坛获得了多数席位,开始组建联合政府。匈牙利成为即波兰之后,东欧地区第二个出现颜色革命的国家。

  纳吉不像拉科西那样专横粗暴,而是平易近人,富于献身和钻研精神,在匈牙利人民心目中有很高的地位。

但由于苏联强力干预,匈牙利新政策只实施了22个月,就被迫中断。此后,匈牙利又向旧政策复归,国内的政治、经济形势随之恶化,人民的生活水平不断下降。1956年10月23日,布达佩斯群众上街表达他们的不满情绪,由此拉开了“匈牙利十月事件"的序幕。在激烈动荡的政局中,人民强烈要求下纳吉重新上台,纳吉于是再次出任国家总理,上台后,他坚决维护国家主权,影响了苏联在匈牙利的利益。

大家四处寻找,终于在这一片墓区的东边找到了伊姆雷·纳吉的墓,那是一块横在地上、二尺宽、四尺长的再普通不过的石碑,比我想象的要简陋得多,碑前没有雕像,没有装饰,碑上没有生卒年月,只写着“伊姆雷·纳吉,匈牙利人的总理,1956年”,简单得令人不敢相信。刚开始我还心存疑惑,担心这不是我们要找的那个纳吉的坟墓。众所周知,1956年11月4日,当苏联坦克和重型火炮响彻布达佩斯市区时,纳吉躲入南斯拉夫大使馆避难,赫鲁晓夫晚年在他的《回忆录》中明白无误地记载,1958年6月匈牙利政府“按照苏联人的意志,处决了纳吉”,而墓碑上为什么写的是“1956年”呢?突然,我恍然大悟,1956这个年份就足以说明一切——在匈牙利人心中,还有比1956更让人刻骨铭心的年份吗?至于纳吉真正死于哪一年,已经不重要了,纳吉和无数1956年的无名死难者一样,只是其中的一人。在匈牙利,“1956年”已经成为一种符号,它既是定格在那个时代的历史记忆,也是匈牙利政治变革的一面旗帜,更是最终体制转轨的先声,正如曾任匈牙利社工党政治局委员的波日高伊所说,正是“1956年的匈牙利事件”催生了33年后的“变革之路”。

布达佩斯的纳吉铜像,人们争相与之合影留念。

三、匈牙利顺手给苏联挖了一个大坑

  纳吉当权后,采取了一系列措施,纠正拉科西的那一套错误做法,其中包括结束保安部的非法行为;有目的地分配投资;农民可以参加集体农庄,也可以私人经营..在纳吉的领导下,匈牙利经济开始出现转机,农民和城市居民的生活也逐渐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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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怪有人说,了解东欧现代史有三把钥匙,第一把是“1947-1948年”,第三把是“1989年”,这两把钥匙是东欧各国共有的,至于中间的这一把,各国有不同的年份,比如波兰是“1980年”,捷克是“1968年”、匈牙利是“1956年”。这三把钥匙足以串联起东欧国家的现代历史,它们其实就是一个因果链条上的三个转折点,就像考古挖掘中的“文化地层”一样,相互叠加,互为因果,每一个事件的原因都可以倒推到上一个“累积层”,或者说,每一个非正常结束的历史事件注定会成为下一个历史事件的开端,在这一点上,不但历史事件惊人地相似,就连时间、过程等细节都像是前一次事件的重演,正是这三个“历史累积层”最后导致了1989年苏东地区大雪崩式的制度变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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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观的说,没有匈牙利的作用,苏联苦心经营的东欧阵营不会那么快土崩瓦解。1989年9月10日,匈牙利宣布终止在1969年与东德政府签署的关于东德局面利用匈牙利逃往西方的协定。这样一来,东德人炸了锅,如果为自由故,二者皆可抛。匈牙利开放了与奥地利的边界之后,在短短两天之后,有超过50万东德人通过匈牙利进入奥地利,然后在进入西方各国。匈牙利的这一举动直接导致了东德政府的垮台,而东德政府的垮台又冲击了捷克斯洛伐克的政局。捷克斯洛伐克发生天鹅绒革命之后,保加利亚、罗马尼亚也随着出现了政治动荡。一直处于东欧八国边缘化的南斯拉夫和阿尔巴尼亚也没能摆脱发生颜色革命的命运,至此苏联在中东欧地区的8个盟国无一幸免的脱离了原有的道路。而苏联此时已无力顾及这些,苏联国内的动荡也已开始。

  可是,到了1955 年初,由于国际形势发生了变化,苏联获悉美英准备重新武装西德,冷战开始,东、西方冲突尖锐起来,苏联决定立即缔结华沙军事条约。

苏联为了维护自己利益,很快发动代号为“强风”的军事行动,并迅速控制了匈牙利全境,扶植起新的匈牙利政府。纳吉及其政府成员携带家人,只好前往南斯拉夫驻匈使馆寻求政治避难。在得到匈牙利安全承诺后,南斯拉夫同意纳吉等人离开使馆。但是,当纳吉等人刚驶离使馆时就遭到苏军劫持,然后被送到罗马尼亚软禁。1958年6月16,纳吉被指控犯有“叛国罪”处以死刑。返回搜狐,查看更多

风云突变的1947年

布达佩斯的纳吉铜像

  前一时期一直在苏联“养病”的政治强硬派人物拉科西,在苏联领导人眼里忽然又有了价值,他重新得宠了,他精神抖擞地回到布达佩斯。而纳吉则被开除出政治局和中央委员会,并罢免了他的总理职务,撤销一切学术头衔。接着,又被开除出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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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人对后两把钥匙还记忆犹新,但不清楚“1947-1948年”是一个什么特殊的年代,以及为什么说这个年代是东欧现代史上的重要一环。

布达佩斯

  纳吉受不了这突如其来的打击,心脏病发作,住进了医院。

二战结束后,东欧各国基本上都建立了“反法西斯民主政党”的联合政府,共产党在议会和政府中都不占优势,因此当时实行的是“人民民主制度”,即政治上的多党议会制和经济上的“混合所有制”。1947年东西方大国拉开“冷战”序幕,3月美国宣布实行“杜鲁门主义”,6月美国国务卿马歇尔提出复兴欧洲经济的“马歇尔计划”,并向包括苏联在内的东欧各国发出邀请,苏联表示拒绝,也禁止东欧国家加入。斯大林明确说:“马歇尔计划是直接打击苏联的。”为了应对“马歇尔计划”,9月,在斯大林的授意下,苏、波、捷、匈、罗、保、南、法、意九国的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在波兰西南的疗养胜地、弗罗茨瓦夫省的波伦巴小温泉举行会议,会议内容没有事先通知与会的各国代表。在会上,苏联突然提出要成立共产党情报局,要求苏联控制下的东欧各国立即按照苏联模式实行社会主义建设,不再允许各国实行通向社会主义的“多种道路”,必须服从“苏联中心”的指挥和苏联的外交策略。这个提议遭到众多代表的反对。波兰工人党总书记哥穆尔卡说:“国际工人运动迄今的实践表明,这样的中心弊多利少”;南共代表卡德尔认为,这会遏制各国共产党的独立自主性;捷克代表斯兰斯基表示抗议,甚至中途退席;法共、意共的与会人员也觉得这种做法不符合社会主义政党的传统;其他一些国家的代表则以事先没有取得本党中央的授权为由,希望暂缓成立该机构。但是在斯大林的强硬要求和遥控指挥之下,会议当场通过了成立共产党情报局的决定。至此,两个阵营的对立成形,在斯大林“两个平行市场”的理论之下,根据“莫洛托夫计划”,1949年“经济互助委员会”成立,东欧各国原则上只能保持同“经互会”国家的贸易往来。

匈牙利国会大厦

金沙国际唯一官网匈牙利通向政治变革的三把钥匙,纳吉的悲剧。  苏联人对匈牙利政治的粗暴干涉以及拉科西的东山再起,激起了匈牙利人民强烈愤慨。当赫鲁晓夫“秘密报告”的内容传到匈牙利后,这种愤慨情绪进一步激化。一些青年团组织和新近成立不久的各种俱乐部,纷纷要求解除拉科西的职务。要求伊姆雷·纳吉重新执政。其中,以一些著名学者、哲学家、历史学家、作家和新闻记者组成的政治沙龙“裴多菲俱乐部”最为活跃,他们是这场运动的核心。他们组织群众聚会、游行,领导着这一股反拉科西并希望摆脱苏联控制的风潮。

共产党情报局成立后,东欧各国都发生了几件影响深远的历史事件,导致它们停止已经开始的“自己的发展道路”。在看到东欧各国共产党的不服倾向后,苏联决定先拿南斯拉夫开刀,指责“铁托集团”掌握在“杀人犯和间谍手中”,目的是“与苏联相抗衡”。接下来,苏联在东欧各国激烈批判“民族主义”,展开清除“民族主义”的运动,凡是主张“本国国情论”的人统统被认为是“对苏联榜样的蔑视”,谁要谈独立的社会主义道路,就是“堕落到反苏立场”、“堕落到出卖工人阶级的立场”上,是“背离了马列主义的‘富农党’”,要予以清算。同时,苏联打断了从1944年开始的、得到斯大林首肯的“人民民主制度”的发展道路,认为这是“助长资本主义发展的道路,”是“违背和歪曲列宁主义的”,是“马列主义的叛徒提出的无视苏联历史经验的理论”,东欧各国必须立即结束人民民主阶段,转向苏联社会主义工业化的经济发展模式。日丹诺夫还在情报局成立会议上指责社会民主党是帝国主义的帮凶。他向东欧各国共产党提出,工人阶级只有一个,共产党也必须是唯一的,工人阶级内部不能有改良派与革命派之分,社会民主党不是工人阶级的政党,不能把社会民主党看成最接近共产党的力量,不存在联合阵线式的“大左翼”,并命令东欧各国共产党在1948年上半年快速完成兼并社会民主党的工作,尽快除掉这个政治上的竞争者。

布达佩斯的匈牙利国会大厦是1956年匈牙利事件的主要发生地之一。在国会大厦的南侧立有一根高大的旗杆,上面飘扬着匈牙利国旗,为了纪念1956年10月事件的死难者,国旗中间国徽的位置被挖出了洞,据说当年游行者就是高举这样挖出洞的国旗行进的。

  1956 年6 月,邻国波兰发生了暴乱,数以万计的对现状不满的工人同武装部队发生了流血冲突,一百多人死亡,三百多人受伤,还有数百人被捕。

在东欧各国共产党内部,一直就存在着在本国坚持反法西斯斗争游击战的“本土派”与前往苏联投奔苏共的“莫斯科派”之间的分歧。“本土派”对“莫斯科派”随着苏联红军一道回来“摘桃子”的做法很不满,更对他们在建设时期唯苏联马首是瞻、丢掉了民族旗帜的治国路线极为反感。“本土派”的一些人,如波兰的哥穆尔卡、捷克的斯兰斯基、保加利亚的科斯托夫、匈牙利的拉伊科等,在本国很有威望。二战中他们在国内从事艰难的地下斗争,对本国本民族的实际情况更为了解,他们希望根据本国的特点,探索不同于苏联模式的具有自己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1947年共产党情报局成立以后,对待苏联的态度便成为衡量这些国家共产党忠诚度的唯一标准,于是那些依仗苏联权势的“莫斯科派”就有了一张打击“本土派”的有力武器。“莫斯科派”认为东欧国家无权选择自我发展道路,必须照搬斯大林模式,不遵从苏联人的指挥就是社会主义的“叛徒”。于是,在1948-1949年,东欧各国都出现了破获“反革命集团”的案件,其数目之多、涉及人数之广,达到了使苏联内务部的官员超负荷工作的程度,很多民主党派的头面人物和“本土派”的领袖都受到波及。他们或是被捕入狱,或是不经审判被处决,或是被迫流亡国外,原先与共产党密切合作的民主党派均被取缔解散,残留下来的也经过大改组而名存实亡,从此听命于苏联“老子党”(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政党制分为两种,一是以苏、阿、匈、罗、捷克为代表的一党制,二是以波、东德和保为代表的一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制)。再加上有共产党情报局、“经互会”、华沙条约组织这样机构的管制,东欧国家在组织、经济、军事各方面都受到钳制,苏联模式被强行移植。1947年成为东欧战后历史的转折点,从而为后来的变革埋下了伏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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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鉴于这个教训,苏共领导人不得不作出一点让步,再次撤换了拉科西,勒令他“因病辞职”,并指定格罗为他的继承人。

1949年的“拉伊科事件

匈牙利国会大厦

  格罗虽然不像拉科西、法尔卡什那样臭名昭著,但他是“三驾马车”之一,匈牙利人民对此人并无好感。他上台后,尽管也采取了一系列缓解矛盾的措施,却仍无法控制和扭转局势。

就像提到日后的剧变,就无法回避1956年一样,提到1956年事件,也无法绕开1949年匈牙利的“拉伊科事件”。

匈牙利国会大厦

  1956 年10 月23 日,这是一个黑色的星期三。

匈牙利工人运动有它的独特性,建立在工人运动基础上的社会民主党要比共产党的历史长得多,因此在工人中有深厚的基础。匈牙利工人党成立于1873年,1890年改名为匈牙利社会民主党。而共产党是在俄国十月革命的鼓舞下于1918年11月成立的,比社会民主党晚了40多年,1919年库恩·贝拉领导成立匈牙利苏维埃共和国时,社民党和共产党曾一度合并,5个月后政权被颠覆,两党分裂。1924年,匈牙利共产党在维也纳重建,苏德战争爆发后,德国扶持霍尔蒂的“箭十字党”执政,共产党的活动十分困难。1943年共产国际解散,匈牙利共产党也随之宣告解体,一些人以“和平党”的旗号留在国内坚持斗争,党员只有2000多人,另一些人跑到苏联组建了驻外的中央委员会,1944年,在反法西斯战争取得节节胜利的情况下,国内从事地下活动的人第三次重建匈牙利共产党,并与国内并肩反抗法西斯的社民党再度合作。由于双方的价值立场相近,又有国内抗战的共同经历,于是双方于1945年成立了两党联络委员会。而跑到苏联去的拉科西等人随苏联红军进入布达佩斯,与国内的中央委员会合并。“莫斯科派”由于有苏联人作后盾,顺利地成为党的主要领导,由1941-1944年担任国外委员会领导并在共产国际工作过的拉科西·马加什出任匈共中央总书记。因为当时共产党不能掌握社会力量的大多数,需要联合各民主力量,于是共产党提议与其他一些反法西斯党派组成“匈牙利民族独立阵线”,由在国内民主派中人望颇高的工人领袖拉伊科担任“匈牙利阵线”总书记。后来,在“匈阵”的基础上成立了临时国民大会和临时国民政府。

从布达佩斯渔人堡方向看到的匈牙利国会大厦

  从清晨开始,布达佩斯警察局的专线电话就没有一刻安静。不断有报告说,首都各大专院校学生一批批地涌上街头,他们散发传单并发表演说,邀请人们参加这天下午举行的声援波兰人民和哥穆尔卡的集会游行。

1945年匈牙利举行战后第一次选举,凡年满20岁的公民都有选举权与被选举权。在选举中,小农党取得了57%的席位,社民党获得17.41%选票,共产党获得16.95%的选票,全国农民党、公民民主党瓜分了其余的选票,小农党创始人蒂尔迪·佐尔坦组建联合政府,该政府采取了“既不执行左翼政策,也不采纳右翼方针”的中派路线。1947年匈牙利修改选举法,限制右翼团体和个人参加选举,在该年的选举中,共产党获得22.2%的选票,成为第一大党。1948年6月,在日丹诺夫的提议下,共产党兼并社民党,然后改名为匈牙利劳动人民党。此举遭到社会党的部分党员抵制,很多人退党。此后“莫斯科派”的拉科西小集团独揽大权,拉科西一人包揽了国防委员会主席、政府总理、匈共总书记三职,集党政军大权于一身。他按照斯大林“社会主义越发展,阶级斗争越尖锐”的理论,在党内排除异己,清洗“本土派”与兼并过来的社会民主党人。1948年匈牙利开始“大清洗”,党内的“老近卫军”都被以“阶级敌人在党内的代理人”罪名逮捕入狱,二战中在国内坚持游击战或被霍尔蒂政权监禁的“本土派”成为矛头所向。在这次“清洗”中,拉伊科·拉斯洛首当其冲,另有19万人被开除出党。1949年匈牙利的党派竞选结束,其他党派消亡,一党制成形。1949年6月16日,时任“匈南友好协会”主席、外交部长、“匈牙利民族独立阵线”总书记的拉伊科突然被以“武装暴动”的罪名逮捕。拉伊科(1909-1949)是匈牙利建筑工人协会的共产党最早的组织者之一,是1935年著名的匈牙利建筑工人大罢工的领导者,1941年被霍尔蒂政府监禁,1944年获释后从事共产党与工会、各工人组织之间的协调工作。因为社会民主党在工人中有深厚基础,拉伊科与社民党交往颇多,与社民党中的很多人私交甚笃,被社民党誉为“可以成为‘朋友’的共产党人”,因此在1944年共产党与社民党合作的过程中扮演了穿针引线的关键角色。拉伊科1946年任中央委员会副总书记,1946年任内务部长,1948年起任外交部长。1949年9月16日匈共中央指责拉伊科是叛徒,二战时充当德国法西斯的间谍,胜利后利用“匈南协会”主席的职务充当南斯拉夫的间谍,并勾结南斯拉夫蓄谋武装推翻匈牙利人民政权。10月,拉伊科被处决,与他同时被判刑的还有一批“本土派”领导人,凡是与他交往过的前社会民主党人统统受到怀疑,被扣上“帝国主义代理人”的帽子开除出党或被捕入狱。受拉科伊案件牵连,匈牙利的“间谍反革命”案件层出不穷,定性不断升级,1951年有近50%的中央委员被撤换,20万人受到株连,100万人成为监控对象,导致冤案遍地,这破坏了法制和民主程序,降低了共产党的威信,给社会经济发展带来严重影响,也成为1956年事件的主要诱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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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了中午,几千名大学生不理睬政府的禁令,举着横幅和旗帜,开始了游行。他们高呼口号,向市中心的英雄广场进发,一路上,不断有学生加入游行队伍。

在从人事上清除了“本土派”的障碍以后,拉科西在社会主义改造方面照搬苏联的重、轻、农的顺序和“五年计划”发展蓝图,不顾人民生活地拼速度、拼积累。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匈牙利根据苏联的要求加快工业化的步伐,“一五计划”中搞“大跃进”,把“五年计划”中原先设定的90%的工业增长目标提高到200%,重工业增长目标则由104%提高到280%。这样的高积累导致生活水平下降,工人的实际工资与1949年相比,1951年下降11%,1952年下降18%,1953年下降13%。高征购和强迫集体化使农业生产陷入停顿,1/10的土地抛荒,食品供应紧张,1948年任匈牙利劳动人民党政治局委员的纳吉告诫说:“强行实行集体化必然要以灾难告终。”这种状况引起人民的强烈不满,政治形势恶化,要求改变现状的呼声日渐高涨。

匈牙利国会大厦

  到了下午两点多钟,游行队伍已增加到20 多万人。在贝姆·尤若夫纪念碑前,匈牙利作家协会主席发表了简短的演讲。游行者要求拆除英雄广场上的斯大林塑像。

思想超前的改革者——纳吉·伊姆雷

匈牙利国会大厦

  几十分钟后,一辆装着盐酸罐和切割机的卡车开到铸像前,几个人从车上卸下工具,开始切割“斯大林”塑像。一个多小时后,塑像轰然倒下。人群一涌而上,把塑像击个粉碎,然后浇上汽油点燃..随后,人流开始像汹涌的波涛一样涌向国会大厦前的议会广场。

在布达佩斯多瑙河畔的议会大厦前矗立着一座纳季·伊姆雷的雕像,头戴礼帽、手拿拐杖的纳吉站在一座桥上,双手交叉在桥的围栏上,安详地注视着过往的行人。我问陪同者,为什么要塑造一个站在桥上的形象,回答是,桥是体制的象征,在匈牙利共产党人中,只有纳吉跨越了体制,走到了“桥”的中央。后来我们还在别处看到一尊雕像,是纳吉1956年10月23日在议会广场上手拿讲稿的形象据我所知,剧变后东欧国家为前共产党人塑造雕像的仅此一例。纳吉至今仍是匈牙利人心目中的改革探索者,先知先觉的殉难者。

匈牙利国会大厦前面的这座无名烈士纪念碑的火炬,为1956年匈牙利事件的死难者长燃。

  此时,在国家内务部,部长比洛什召集了五位副部长、警察局长来开紧急会议,苏联顾问也在场。他们讨论该不该动用武力镇压,因为意见不一致而陷入僵局。苏联顾问认为,这些闹事者是法西斯和帝国主义的别动队,应该毫不留情地使用手中的武器把他们镇压下去。内务部的官员们却不敢轻举妄动,有人反驳他说,这些大学生都是工农的子女,是智慧的尖子,他们只是在要求自己的权利,表示对波兰的同情而已,怎能动枪镇压?

在东欧共产党的领袖人物中,纳吉是一个另类。这并不是指他的政治观点和1956年的举动,而是指他的“出身”。一般来讲,东欧各国的“改革派”大多出自“本土派”,但纳吉是例外。纳吉与拉科西一样,是“讲俄语的人”,是典型的“莫斯科派”,他与苏联之间的渊源之深超过了匈牙利“莫斯科派”当中的任何人。纳吉1918年在俄国参加俄国共产党,并加入苏俄红军,1930年受共产国际派遣,在布哈林主持的“国际农学院”和苏联中央统计局工作,移居苏联长达十几年之久。正是这段学院的研究经历,使他具有深厚的理论素养和独立见解,并深受布哈林思想的影响,同时因长驻苏联,对斯大林体制的弊病也有清醒的认识。同是“莫斯科派”,但他与拉科西只想讨好苏联人的做法完全不同,他从政以来就认为,“民主化”、“法制化”建设是“社会主义道路的最好形式”,社会主义要想比“人民民主”时期更具有合法性,就必须考虑到民众的利益。纳吉在1944年回国担任农业部长,负责战后的土改工作,1945年11月改任内务部长,1946年由于中央认为他的性格“太宽厚,不适应内务工作”,被改任为国民议会议长,1948年纳吉任党中央政治局委员,1949年匈中央全会指责纳吉“犯有布哈林倾向错误”,被免去政治局委员的职务,从事农业研究,这是纳吉政治生涯中的第一次挫折。1951年他的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职务被恢复,同时在政府担任副总理,兼管农业。也许是由于那个自称为“斯大林最好的学生”的拉科西与苏联走得过近,完全不顾匈牙利国情和民族尊严,在国内缺乏号召力,1953年斯大林去世以后,赫鲁晓夫指定副总理纳吉出任总理。在苏联人看来,换一个同样是“莫斯科派”的温和派,可能更符合“后斯大林时代”的政治气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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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后来,他们决定请示第一书记格罗。

1953年6月,纳吉出任总理后立即提出改革纲领。纳吉提出,匈牙利要接受苏联的教训,反对片面的高速度,要全面发展,降低重工业发展的速度,立即下马一批大型投资项目,发展轻工业,以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为目标,改善市场供应和职工福利,降低工业品价格,取消对农产品流通的限制,不要过早地实行农业社会主义改造,在农村中允许退社,允许小私有企业合法化,取消拘留措施,关闭集中营,加强法制建设,设立检察院,审理违法案件,这些政策后来被统称为纳吉的“六月政策”。他之所以能够在上台伊始便在匈牙利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除了个人的理论水平、勇于探索的精神、从匈牙利的实践出发以及对苏联经验的总结外,还有一个重要的背景,就是当时苏联的马林科夫在斯大林去世之后颁布“新方针”,也在探索苏联的改革道路。纳吉的“六月政策”出台后,得到了民众的广泛拥护,但也使纳吉与拉科西之间的党内派系矛盾公开化、尖锐化。

无名烈士纪念碑

  格罗在电话里用沙哑的声音回答:游行的禁令已经取消。政治局决定,将在晚上八点发表他的广播讲话。

纳吉的改革政策得到了热烈欢迎。在“六月政策”的指导下,许多正在上马的大型重化企业纷纷搁置,全国有729个农业合作社解散,农贸市场开业、自留地遍地开花,背“小口袋”的个体交易者活跃起来,这种在当时看来是“资本主义泛滥”的局面,在匈牙利党内引起了很大争议,很多人感到纳吉步伐迈得太大,思想太超前了,于是形成了“反击纳吉”的保守派阵营。这时拉科西趁机到处收集纳吉的“黑材料”,向莫斯科报告说,纳吉实行的“资本主义”政策扰乱了国内的计划经济,使匈牙利迈向西方资本主义,国家陷入危机之中。1955年2月,苏共党内斗争结束,主张改革的马林科夫失势,被免去部长会议主席职务,于是拉科西也加大了批判纳吉的声势。1955年4月,匈中央全会通过决议,撤销纳吉党内外一切职务,由赫格居斯接任总理,8个月之后,纳吉被开除出党,这是纳吉政治上的第二次下马。纳吉随即埋头从事理论研究,在1955-1956年先后撰写了《关于共产主义》、《道德与伦理》、《当前的几个迫切问题》、《国际关系的五项原则和我国外交政策的问题》等著作,而那些“六月政策”的拥护者在纳吉身边形成了一个强大的体制外思想流派。

匈牙利国会大厦

  苏联顾问站起身来,向在场的人憎恶地扫了一眼,怒气冲冲地离开了会议室。

“裴多菲俱乐部”与1956年事件

英雄广场

  暮色降临了,国会广场聚集着黑压压的人群,实际参加者已将近50 万人。人们齐声呼喊:“伊姆雷·纳吉,出来讲话!”

1956年苏共20大《秘密报告》在东欧各党引起了很大的震动,各党内再次出现改革派的呼声,这对匈牙利的党内斗争也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纳吉认为,从《秘密报告》中披露的资料看,自己的探索和施政方针是正确的,这就更坚定了他的改革决心。受苏共20大思想的鼓舞,匈牙利共产党内的民主派和一些知识分子于1956年3月17日成立了“裴多菲俱乐部”。这本是一个松散的学术团体,其初衷是要以匈牙利民族独立和民主自由的传统为目标进行思想探索,并没有组织反对派政党的考虑。但是,对拉科西集团不满的社会力量很快就在这个旗帜下聚集起来,裴多菲俱乐部成为改革派的智库与活动平台。3月30日,裴多菲俱乐部召开了一个声势浩大的数千人大会,批判拉科西的错误路线。4月,裴多菲俱乐部又举行了多场与苏共20大精神有关的研讨会,被压抑了多年的民族情绪一下释放出来,布达佩斯处在沸腾之中。

布达佩斯的英雄广场。1956年10月,数十万匈牙利人就是在这里喊出:“党要民主化”、“苏联人滚回去”等口号,爆发了有名的匈牙利事件。

  纳吉当时虽然已经恢复党籍,却没有任何职务,当权者自然不会轻易让他露面。他们让另一位党的领导人出来,广场上嘘声大作,他根本无法讲话。

6月,也就是纳吉“六月政策”三周年纪念日时,裴多菲俱乐部的影响力达到极盛。6月27日这一天的讨论题目是“新闻和媒体”,消息发布出去以后,原定下午7点钟开始的研讨会,从四点钟开始就挤满了人群,只好在附近的公园拉高架线设立分会场。会议一直持续到第二天凌晨,上万名听众聚集在城市的各个角落,倾听来自党内民主派和民间思想者的声音,最后一个发言的是新闻部副部长罗松奇·盖佐,他讲述了1955年纳吉被贬黜的经过,使会场的气氛达到高潮。人们全体起立,要求纳吉回到领导岗位,“纳吉·伊姆雷!”、“纳吉回来!”、“我们要纳吉!”、“我们相信纳吉!”的口号声与匈牙利以前的国歌《科苏特之歌》和《马赛曲》响彻布达佩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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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时间一点点地流逝。后来,纳吉终于来到国会大厦。他那矮胖的身影一出现在阳台上,几十万人顿时鸦雀无声。在没有麦克风的情况下,纳吉开始劝说群众离开广场。顿时,广场上嘘声四起,没有人愿意听他这一套官方腔调。

1949年的拉伊科冤案成为一个众人关注的问题。裴多菲俱乐部在拉伊科案件七周年时专门组织了一场报告,由拉伊科的夫人作了《关于社会主义制度下审判员和律师问题》的演说,她向听众讲述了拉伊科受迫害的前前后后以及自己在狱中六年的遭遇和一大批受牵连者的悲惨处境,听众无不动容。迫于形势,新上任的匈共第一书记格罗开始讨论拉伊科的平反问题,在乱坟岗里挖出拉伊科遗骸的纪录片播放以后,全国震惊。10月6日,匈牙利为拉伊科等四名原劳动人民党的领导人举行国葬,布达佩斯有30万人为之送行,接下来国内平反的浪潮接连不断,悲愤情绪积聚。

布达佩斯的英雄广场

  纳吉说不下去了,他痛苦地闭上眼睛。然后就从阳台上消失了。

10月14日《自由人民报》刊登了中央政治局恢复纳吉党籍的决定,格罗认为,拉伊科已经平反,纳吉也恢复了党籍,国内的局势理应趋于平缓,便出访南斯拉夫,希望寻求铁托的支持。10月20日,波兰统一工人党改选,与纳吉命运相同、也曾遭到罢黜的哥穆尔卡复出,当选为波兰第一书记。消息传来,匈牙利学生深受鼓舞,要求让“匈牙利的哥穆尔卡——纳吉”回到领导岗位。10月22日,裴多菲俱乐部向中央提出十点要求,同一天布达佩斯学联也向政府提出十六点政纲,主要内容都是要求回到纳吉“六月政策”的道路,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和经济改革,对拉科西的错误进行清算,维护匈牙利民族尊严,反对苏联大国主义。

英雄广场

  示威的人群又从国会大厦涌到广播大厦,要求播出他们的十六点要求,但遭到拒绝。愤怒的群众开始高喊“打倒格罗!”“要求政府辞职!”的口号,群情鼎沸,声浪喧嚣。

10月23日示威活动继续扩大,在1948-1949年整肃中被取缔的民主党派和社会民主党也纷纷亮出旗号,要求回到议会政治的“人民民主阶段”。中午12点,布达佩斯科苏特电台播送以内务部长皮罗什名义发布的一道禁令,宣布禁止公共集会和游行,违者将受到严惩,对仿照苏联克格勃建立起来的内务部极端反感的布达佩斯高校的学生无视命令,继续沿着多瑙河岸游行示威。学生队伍举着匈牙利国旗和波兰国旗,扛着声援波兰和要求纳吉复出的横幅。因党内对群众运动的态度出现意见分歧,同情学生的军事院校学员也加入游行队伍,内务部在下午2时宣布取消禁止游行的命令。但示威者有增无减,涌上街头的人已达20多万,民族主义和反苏情绪交织在一起。

布达佩斯英雄广场上的匈牙利艺术展览馆

  晚上八时整,格罗在电台发表讲话,谴责示威者中有一小部分人是居心闹事者。

傍晚时分,纳吉出现在在国会大厦的阳台上。他说:“我向到场的人们致以热烈的致敬,我向你们民主的匈牙利青年表示崇高的敬意,以你们的热情,定会排除民主社会主义道路上的障碍,我们将通过党内谈判和讨论问题的途径来解决目前的冲突。”随后他要求群众克制,特别强调“我们要捍卫宪法、秩序和纪律,政府将快速做出决定。”这是一个旨在平息事态的讲话,纳吉冷静的态度让对他期望值很高的游行群众感到失望,讲完之后没有人鼓掌赞同,没有人响应。纳吉请求群众一起唱国歌,唱完国歌以后纳吉就离开了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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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格罗的讲话犹如火上加油,使群众的敌对情绪猛烈上升到极点。九点半左右,他们开始向广播大厦发起进攻。守卫大楼的保安部队起初用催泪瓦斯和水龙反击,但示威者手里已经有少量从军人那里抢夺来的自动步枪,他们在街对面的屋顶上向大厦的窗口射击。

晚上8点,匈党中央第一书记格罗讲话,他首先否定了这场运动,并指责那些“敌人”、“资产阶级”、“暴徒”、“别有用心者”,反复强调苏联人的“解放”和无私帮助。格罗的讲话如同火上浇油,使激奋的群众无法控制,事态很快扩大到不可收拾的地步。在危急情况下,匈党中央委员会举行有纳吉参加的紧急扩大会议。纳吉临危受命,立即被恢复了政治局委员和总理的职务。会上,前总理赫格居斯提议邀请苏军来进行军事镇压,纳吉同意实行紧急状态的戒严令,但反对使用武力镇压。

匈牙利艺术展览馆

  夜里零时35 分,守卫大楼的部队接到命令,开始向进攻者猛烈开火。人群成片地倒下,但进攻并未停止。在这之前,曾有两支陆军部队约600 人来增援广播大厦的守备,但未到达大楼就被人海吞没了。士兵们缴了械,有的甚至参加到进攻者的队伍里。

10月24日,纳吉发表《告匈牙利人民书》,他呼吁群众停止战斗,停止流血,恢复秩序,回到自己的工作岗位上,给政府时间。他说:“凭借我们所拥有的一切手段,我们将以我1953年6月提交议会的纲领为基础,在各个方面有系统地实行民主化。”但是这样的许诺为时已晚,纳吉复出的最好时机已经错过,他的声音被淹没在群情激奋的人群中,暴动向全国蔓延。24日,米高扬和苏斯洛夫乘装甲车抵达布达佩斯,准备以武力解决匈牙利事变。而纳吉仍想做最后的努力,他认为只要有一线希望,就应由匈牙利人来自己解决问题、平息事件。由于苏军第一次进城受阻,苏联人同意由纳吉、卡达尔等人尝试以和平手段恢复秩序,并且撤换格罗,向群众让步。

英雄广场

  到第二天上午九时,大楼守卫部队残余的士兵放下武器,停止了抵抗。

经过领导层的紧急磋商并征得苏联同意(后来证明这一同意只是缓兵之计,苏联实际上已在准备再次出兵),纳吉等人决定进行东欧前所未有的改革。已经失去社会拥护的匈牙利劳动人民党宣布解散,改组为社会主义工人党,并由卡达尔出任第一书记。在10月底的几天里,卡达尔与作为政府首脑的纳吉似乎在合力平息事态。他们向全国宣布“10月23日事件”是“民族民主运动”、“人民爱国运动”,并表示要让苏军立即撤军、回到人民民主制度上来,举行自由选举、组织由社会主义工人党和前小农党、社民党、全国农民党参加的联合政府。但是局势仍未能控制住。10月30日,暴动者冲进布达佩斯市委大楼,市委书记麦泽·伊姆雷被杀。此时卡达尔在苏联暗中策动下,终于与纳吉分道扬镳,“失踪”后出现在苏军控制区,并宣布另组新政府,邀请苏军再次出兵镇压。11月1日,苏军坦克进入匈牙利境内,纳吉至此宣布与苏联决裂,退出华沙条约组织。11月4日苏联坦克开进布达佩斯,摧毁了匈牙利人的抵抗,近万人死亡,15万人出逃。纳吉进入南斯拉夫使馆政治避难。这是他的第三次下台,这一次纳吉再也不可能再复出了。

布达佩斯

  示威者终于占领了广播大楼。被俘者遭到痛打,被关进汽车房。

1957年4月他被押送回国审判,1958年6月16日以“组织推翻匈牙利人民民主制度”和“叛国”的罪名被处决。临终前的纳吉表示:“我在一生中曾三次试图挽救社会主义的声誉,但是三次都被‘强大的外部势力’破坏了。”他指的是1953年的“六月政策”、1956年的复出与其后的与苏联决裂,据说他临刑前高呼“独立的、社会主义的匈牙利万岁!”巧合的是,七年前的6月16日也是拉伊科被以“武装暴动罪”逮捕的日子。

英雄广场后面的城市公园是布达佩斯最大的公园,建于19世纪初,据说是世界上第一座对市民开放的公园。匈牙利事件发生时,很多市民在这里集会。

  大楼前的院子里,堆满了死难者的尸体。

无法绕开的1956年事件和纳吉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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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夜里到凌晨,示威者还占领了国际电信局、党中央机关报《自由人民报》编辑部和印刷厂,以及武器仓库和警察哨所。

在苏共28大上,苏联对东欧的政策改变,严格控制东欧的传统被放弃。1987年《苏联外交通讯》刊登了戈尔巴乔夫的一篇讲话。他说:“我们无权教导别人,苏联对盟国发号施令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一切事情必须由苏共盖章批准的做法已经结束。”苏联人的变革之风令东欧的民众感到欢欣鼓舞,东欧的改革力量和民主势力再次萌动起来,历史似乎又一次回到了1956年事件的起点上,只是这一次苏联的坦克再不会出现了。

布达佩斯的城市公园

  布达佩斯街头燃烧着战火..在同一天夜里,匈牙利党中央连夜召开紧急会议,改组了政治局。伊姆雷·纳吉当选为政治局委员,接着被任命为政府总理。同时,以匈牙利党和政府的名义要求苏联派兵协助镇压“叛乱”。

1988年,纳吉的女儿同其他四位与纳吉一同遇难者的遗孀组成一个“历史公正委员会”,要求为1956年事件的所有受害者平反、恢复名誉。1988年6月16日,在纳吉被处决的30周年纪念日,有几百人举行示威游行,要求为匈牙利事件平反,立即得到社会上的广泛支持和响应。如何看待“1956年事件”是无法回避的历史问题,所有的人都知道,在匈牙利如果不触及1956年事件,就不可能改变党的形象,就不可能与过去的错误划清界限,不可能获得主动权。正如政治局委员波日高伊所说的,“要变革就无法绕开1956年事件和纳吉问题”。1989年1月匈政府发言人在新闻发布会上宣布,匈政府准备重新安葬纳吉和同案人,1月28日波日高伊向记者宣布,由他领导的“重新评价历史委员会”根据调查得出的结论是,“1956年发生的事件是一场反对当时正在使国家蒙受耻辱的寡头统治的人民起义。”2月6日13个群众组织发表联合发明,表示拥护“人民起义”的结论,并强调只有公正的对待历史,政府和民间才有对话的可能,否则“将加深政治危机,丧失国家振兴的有利时机”。2月10-11日匈共中央提前召开中央全会讨论“1956年事件”的结论问题,在这次会上斗争十分激烈,党内明显分为两派,最后双方协商向外公布的结论是:“1956年由于匈共领导在改革方面的无能为力,导致政治性群体事件发生,10月以前是真正的人民起义,10月以后运动失去控制,一些复辟力量、社会残渣余孽混杂进来,使运动的性质发生改变。”而这时各种政治团体像雨后春笋般的冒出来,政治体制改革提上议事日程,双周刊杂志《信念》发出一封向社工党全体党员的公开信说:“在民族的圆桌旁,每一个想以宪法的手段达到目标的人都应有一席之地”。

布达佩斯

  10 月24 日凌晨2 时,驻扎在布达佩斯西南方巴拉顿湖边的苏军坦克师奉命向布达佩斯挺进。一个小时以后,约瑟夫·斯大林型坦克隆隆地开进了城,转动的炮塔上灯光照到哪里,机枪就扫射到哪里。

历史的轨迹又一次回到了1956年,纳吉在1956年提出的“多党制、外交中立、退出华约”这些纲领性的问题再次摆在社工党面前。他们已经意识到,1956年苏军出兵的局面不可能重演了。于是中央全会通过了《关于政治体制改革几个迫切问题的立场》的决议,决定开放党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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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苏军坦克的到来,更加剧了首都的动乱。人们愤怒地质问:是谁引来了苏联坦克?

1989年3月15日是匈牙利青年节,社工党呼吁与其他团体联合纪念这个节日,遭到拒绝。3月15日纪念活动分两处举行,官方的活动是在贝姆广场,民间的活动是在裴多菲雕像前,结果导致两种完全不同的景象:官方的活动是凄惨暗淡,民间由31个政党组织的活动声势浩大,呼吁为匈牙利事件平反,要求苏联撤军,反对一党制,实行言论、新闻、宗教自由的发言接连不断,最后全场一致通过把1956年匈牙利事件高潮的10月23日定为民族节日。这一次活动证明,社工党的威信已降低到了极点。5月9日社工党就重新安葬纳吉发表公告,“中央委员会认为,1989年6月16日安葬纳吉和他的战友具有历史的象征意义”。社工党对纳吉做出了迟到的评价:“纳吉.伊姆雷是1945年以后匈牙利历史上的重要人物,他是杰出的国家领导人,他的一生同共产主义运动密不可分,他是社会主义改革的象征”,“他早就认识到,要改变与匈牙利的传统格格不入的、没有生命力的政策,党的政策必须体现人的价值,必须体现匈牙利的民族特点。”中央委员会根据“重新评定历史委员会”公布的全部材料得出结论,1958年6月审判的纳吉案件是“捏造的政治案件,判决是非法的”,“政府要坚决同过去的错误、同不止一次地违反宪法的政治决定划清界限,同1956年以来的报复性措施划清界限”。

布达佩斯的城市公园

  24 日清晨4 时,改设在议会大厦地下室的国家广播电台开始播音。播音员以激动的语调宣称,昨夜发生了“反革命的暴乱”,“反革命和法西斯分子向各公共大楼发动了武装进攻”。宣布禁止集会,实行宵禁,警察局应对各种骚乱和示威依法严惩。

1989年6月16日在布达佩斯举行了为纳吉及同案人重新安放骨灰的“国葬”仪式。在这一天,像1956年为拉伊科举行国葬一样,30万人参加了吊唁安葬活动,只是这两个安葬日之间已经跨越了33年。匈牙利社工党的时代结束了。

布达佩斯

  新任总理纳吉也发表讲话,语气强硬地要求市民放下武器,否则将以军法论处..几乎在他话音刚落的那一瞬间,喧嚣和射击声同时响起来。暴动已经开始向全国蔓延。

布达佩斯匈牙利国会大厦广场,是1956年匈牙利事件的主要发生地。

  10 月25 日中午,成千上万的匈牙利人又一次涌上街头,扛着横幅和旗帜,汇集到议会大厦门前。其中还有不少妇女和儿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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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议会大厦的墙下,苏联坦克摆开了阵势。

匈牙利国会大厦广场

  人群高呼“打倒格罗!”“伊万(指俄国人)滚回老家去!”有几个学生模样的人爬上坦克,把匈牙利国旗插入炮简;另一个青年把写着马克思语录的传单塞进坦克射击孔。这些传单是用俄语写的。

布达佩斯

  坦克里没有动静。人们紧张地等待着..终于,最前面那辆坦克的顶盖慢慢地打开了,一位苏军少校爬出炮塔。

链子桥

  立刻,广场上发出惊天动地的欢呼声。这位苏军少校友好地微笑着,把军帽扔给群众。青年人爬上坦克,纷纷跟他握手,一位姑娘还拥抱了这位指挥员。

布达佩斯的地标建筑——链子桥

  其他坦克里的士兵也爬出来,与群众握手微笑表示友好。气氛极其热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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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而,就在这时,情况突然发生了变化。埋伏在议会大厦以及周围楼上的机枪猛烈地向围聚在苏军坦克周围的人群射击。顿时,广场上的人成片地倒下..苏军坦克手慌忙钻进车内,用炮向四周楼上射击者还击。不一会,又从附近开来20 辆苏军的增援坦克,双方对射了近20 分钟才停止。

布达佩斯的地标建筑——链子桥

  这时,广场上已倒下近300 名死伤者,鲜血染红了地面。几十分钟后,医院开来了救护车,抢救伤员,将死难者抬上一辆大型家具运输车。鲜血像自来水一样顺着车厢的缝隙流下来,汽车驶过之处,血迹像一条暗红的绸带。

链子桥

  消息传播开来,整个布达佩斯像燃起了大火,暴力行动进一步升级,枪声遍布整个城市。

  形势越来越严峻。在苏联政治局顾问苏斯洛夫、米高扬的授意下,格罗被解除职务。纳吉任命卡达尔为党的主席;内务部长也被解除了职务。然而,这一切都无济无事,丝毫不能平息群众的愤怒情绪。

  下午3 时左右,约两万名群众包围了布达佩斯警察局,许多人带着枪,迫使警察局释放了50 名被关押的“自由战士”。然后,他们又要求警察交出手中的武器。

  匈牙利政府进一步妥协,宣布解散国家保安局和情报部,遣散了属于国家保安局的公安部队。纳吉和卡达尔都于当天发表了广播讲话,承认大部分游行示威者都怀着崇高的目的。但由于有少数反革命分子插手,威胁了国家政权。呼吁当务之急是恢复秩序。纳吉允诺在秩序恢复后要求苏联撤军,举行自由选举等等。

  10 月25 日流血事件以后,国家保安组织被解散,国家政权已失去一切武装力量。10 月28 日,苏共代表苏斯洛夫和米高扬再次飞抵布达佩斯,与匈牙利政府开始商讨撤军问题。

  当天,纳吉在他的广播讲话中,把三天以前还称之为“反革命事件”的暴动正式称为“革命行动”。并宣布苏联军队将撤离首都,取消国家保安局,部分参加“革命行动”的人员将被编入武装力量组织。还答应提高低工资和退休金,调整工资,成立新政府等等。

  这时,首都的战斗已基本平息,而外省的暴动仍在进行。几乎所有的国家机构都名存实亡,取而代之的是由暴动群众选举产生的“革命委员会”、“工人委员会”。

  10 月29 日,苏联军队开始从布达佩斯撤军。苏联特使米高扬在纳吉的办公室会见了新政府的成员,同他们一一握手,说:“我们现在必须离开贵国了,请你们尽力协助伊姆雷·纳吉同志。”然后,他转向总理纳吉:“纳吉同志,凡是该拯救的都要拯救!”

  而人紧紧拥抱,握手告别。

  窗外,苏联坦克正驶离布达佩斯。

  在大使馆附近的俄国人居住区,居民们也在打点行装准备离开,这儿一片混乱,街上有人高喊:“俄国佬,滚回去!”

  同一天,由军队、警察和暴动人员组成的“国民警卫队”建立“维持首都的秩序。

  10 月30 日,纳吉在广播中宣布取消一党执政,允许以前被拉科西取消的各种政党恢复活动。并释放被长期囚禁的红衣主教明曾蒂。还释放了9000 名刑事犯和4000 名政治犯。

  随着苏军撤出布达佩斯,一场对共产党员、保安警察的血腥报复也开始了。在暴动者中,绝大部分是学生和工人,但也有一些是从前的犯罪分子和旧政府的军官,他们对共产党恨之入骨。

  就在30 日这一天,暴动者动用三辆坦克,袭击并攻占了布达佩斯市委大楼,将俘虏的公安战士开膛剖肚,有的被倒吊在树上,有的用卡车拖着穿过广场,尸体都成了无法辨认的一堆血肉。陆军上校派普被带到市委大楼前的广场上,浇上汽油,活活烧死。

  被俘的女共产党员、部长会议秘书处行政人员阿格内什·凯莱明遭到残酷的毒打和非人的折磨..与此同时,在全国范围,许多共产党人和保安警察被暴动者私刑处死,到处都是武装恐怖行动。据统计,一个星期中约有2500 人被处死,3000 人被监禁。

  而在国际上,西方各国则对匈牙利暴动者给予舆论和物质援助,表现得尤为积极。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接见在美国的“匈牙利人联盟”代表时说:“美国将全力支援这个斗争。”他在电视演说中说:“在今天看来,一个新的匈牙利可以从这次斗争中诞生了。我们衷心地希望这个匈牙利将是完全独立自由的国家。”

  11 月2 日,艾森豪威尔又宣布,美国将向匈牙利提供价值2000 万美元的食物和救济物资。

  匈牙利正在脱离“社会主义大家庭”,一步步滑向西方世界。此刻,以苏联为首的东方阵营密切地注视着国际局势和匈牙利国内形势的变化,开始了秘密的部署和行动。

  11 月初,苏共领导人分别与波兰、罗马尼亚、捷克斯洛伐克、保加尼亚以及中国领导人进行了通报与商谈,并形成共同意见,认为如果不出兵对匈牙利进行干涉,匈牙利必将发生内战。如果联合国部队像几年前开进朝鲜那样开进匈牙利,便有可能发生世界大战。尤其是中共方面,对赫鲁晓夫提出了尖锐批评,认为苏联首先就不应该在匈牙利制造混乱。事件既已发生,更不该撤军,活活断送匈牙利社会主义前途,认为苏联这种做法是“虎头蛇尾的机会主义作风”。

  11 月1 日晚上,纳吉政府的国务部长卡达尔·亚诺什和另一位高级领导人明尼赫·费伦茨忽然神秘地失踪了。第二天,又有五、六位党和政府的高级领导销声匿迹,去向不明。纳吉政府开始焦急地寻找他们,却毫无踪影。

  最后,不得不向人民宣布:国务部长等人已经失踪。

  纳吉怎么也没想到,这位几个小时前还宣称要跟苏军坦克战斗的第一书记兼国务部长卡达尔·亚诺什,这时正坐在苏联大使馆安德罗波夫大使宽敞的办公室内。

  而此时此刻,苏军坦克群正从四面八方越过匈牙利边境,向首都布达佩斯挺进。

  11 月3 日,苏军坦克部队已经形成一个巨大的包围圈,将布达佩斯城围得铁桶一般。

  纳吉深知,苏联此番卷土重来肯定与卡达尔等人的神秘失踪有关,他心头不由蒙上了一片沉重的阴影。他代表匈牙利政府三次向苏联大使馆提出抗议。安德罗波夫表示,可以谈判、商讨关于撤军的问题,希望纳吉派出一个代表团前往距布达佩斯约25 公里的特克尔苏军司令部谈判。

  代表团由四人组成,团长是年轻的国防部长马勒特尔。其他三位是:国务部长费伦茨·埃尔代、参谋长伊·科瓦奇将军和得奇上校。临行前,纳吉叮嘱马勒特尔,一旦到达苏军司令部所在地特克尔,便立刻向他报告到达的消息。此后,每隔半小时联系一次,电告谈判细节。

  一个小时后,马勒特尔一行到达预定地点,谈判进行得非常顺利,很快就达成了一项原则协定:苏联人同意将军队撤走,唯一的分歧是撤军的时间。

  马勒特尔电话里的声音显得很乐观。

  下午,暂时休会,双方各自研究一些细节问题。晚上10 时,谈判继续进行。马勒特尔按纳吉总理的要求,每隔半小时电话汇报一次。

  到了午夜时分,苏联代表提议暂时休会,大家到休息室用餐,休息一会,然后再举行签字仪式。

  休息室里已经摆好了餐宴。双方频频举杯庆贺谈判成功,气氛极其友好热烈。

  正当餐宴进行到高潮时,突然一伙人闯了进来,为首的是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即克格勃)主席谢洛夫将军,他手握一把大号毛瑟手枪。身后紧跟着苏联保安部的几个军官。

  代表们手里还擎着酒杯,房间里鸦雀无声,空气像凝固了一般。谢洛夫将枪口对准马勒特尔的胸膛,冷冷地说:“您被捕了!”

  曾经在西班牙国际纵队与法西斯作战的马勒特尔此刻显得有点手足无措。他下意识地将手伸到腰间,但接着又垂下。他很清楚,反抗毫无意义。

  他的脸涨得通红,开始结结巴巴地向苏联人表示抗议。

  谢洛夫一言不发,只是冷笑着盯着他看。

  马勒特尔的脸色渐渐惨白,他耸了耸肩头,说:“啊,原来如此!”接着,他们四人被押离会议厅,解除了武装,送到兵营大院中,分别囚禁起来。

  此时,在布达佩斯,守候在电话机旁的纳吉正为马勒特尔的电话联系中断而焦虑不安,他预感到可能发生了什么事,于是,他派出一辆坦克,前往谈判地点,恢复政府与代表团之间的联系。

  坦克部队的一名副团长被任命为谈判代表,坦克的炮塔旁竖着一面白旗,火速驶往特克尔。一路上,他用无线电不断地向政府大厦报告情况:“我们正在接近特克尔..我们遇到了苏联坦克!是约瑟夫·斯大林型坦克!”

  “它们让我们通行了..又过了一个哨卡..有两辆苏联坦克跟在我们后面..”

  “我们来到大门口了,他们示意我们开进去..有士兵向我们跑过来..我要下车跟他们交涉了。”

  接着,电话里传来坦克的轰鸣声和一片嘈杂声。突然,一声清晰的、带俄国口音的匈牙利语在电话里震响:“滚下车,可耻的叛徒!跟我们走!”

  然后,什么声音也没有了。

  纳吉和围绕在办公桌旁的人们惊呆了。至少一分钟,大家都沉默无声。

  此时,时钟正指向凌晨一点。

  也就在这天晚上,在苏联大使馆内,安德罗波夫大使正向卡达尔最后施加压力,软硬兼施地劝卡达尔离开纳吉政府,在苏联的支持下组织一个新政府。在此之前,卡达尔还一直犹豫不决。安德罗波夫抛出了手中的底牌:马勒特尔和他的政府代表团已被诱捕,匈牙利抵抗力量的军事首领们已被解决。卡达尔已经别无选择,在一阵痛苦的沉默之后,他终于接受了安德罗波夫的“建议”。

  1956 年11 月4 日凌晨3 时,上千辆苏联坦克攻入了布达佩斯,在密集炮火掩护下冲进了城里各主要街道,占领了交叉路口、车站及桥梁,包围了政府大厦和陆军总参谋部。

  炮声震撼着整个布达佩斯,火光冲天,映红了夜空。

  匈牙利人奋起反抗,与苏军展开了激烈的巷战。匈牙利陆军坦克团的T 一34 型轻型坦克与苏军坦克接上了火;在基里安兵营、切佩尔工厂区和科尔文街等许多地点都发生了激烈的战斗。

  凌晨6 时,收音机里传出了成立以卡达尔·亚诺什为首的“匈牙利工农革命政府”的消息。新政府由8 名成员组成。它的简要纲领是:保卫民族独立,捍卫社会主义制度,恢复法律秩序和安宁,保持同社会主义国家的友好关系。新政府还宣布,已经向苏联政府提出要求,请求苏联红军帮助恢复国内秩序。

  黎明时分,随着枪炮声越来越激烈,广播喇叭里再次传来纳吉的声音,这是他最后一次宣告:“我是部长会议主席伊姆雷·纳吉。苏联军队已于今天早晨开始进攻首都,公然企图推翻匈牙利的合法民主政府。我们的军队在战斗,政府依然存在。我向匈牙利人民和全世界报告这一情况。”

  苏军很快就攻下了议会大厦,当他们一脚踢开纳吉办公室的门,冲进房间,却发现那里已经空无一人。房间里还响着纳吉的声音,那声音是从一台录音机里传出来的..上午9 时,战斗还在进行。基里安兵营的匈牙利正规部队正与苏军坦克部队展开激战。苏军坦克群对兵营进行了猛烈的炮击。直到11 月7 日清晨,兵营被攻克了,苏军在那里只找到重伤员和许多尸体。而他们自身的损失也不小。

  在切佩尔大型钢厂,武装的工人用燃烧瓶给苏军坦克造成严重损失,不少苏联坦克手被烧成一段段焦炭。

  在乌洛伊街工人居住区、马克思广场、卡尔文广场及科尔文街等据点,武装的匈牙利人用反坦克手雷、燃烧瓶和反坦克火箭筒把一辆辆约瑟夫·斯大林型坦克打得熊熊燃烧。

  为了镇压反抗者,苏军毫不留情地进行了残酷的报复,将工人居住区的一幢幢楼房夷为平地。

  大规模的武装对抗持续了两天两夜。直到11 月15 日,各地零星的抵抗才完全被镇压下去。

  在苏军的这次入侵中,两万多匈牙利人丧生;15 万人被迫逃离了匈牙利,成为背井离乡的难民;还有成千上万参加暴动的青年学生和工人被押上火车,强迫运送到苏联各地的“劳动营”和西伯利亚森林充当苦力。

  11 月4 日凌晨,当议会大厦被攻下之前,纳吉和一些政府成员从秘密通道逃到了南斯拉夫驻匈牙利大使馆,寻求政治避难。和纳吉一起去那里的还有15 名政府高级首脑和他们的家属。

  苏联人得知这个消息后,在使馆那座白色的大楼前布下严密的监视,坦克来回巡逻,并制订了相应的行动方案。

  在克格勃头目谢洛夫的指示下,他们选派神枪手埋伏在南斯拉夫大使馆附近,用高倍望远瞄准器对准每一个窗口。

  11 月5 日下午3 点左右,苏军枪手发现使馆一个房间的玻璃窗里面出现一个人,个头肥胖,留着小胡子,戴着一副夹鼻眼镜,外形特征很像纳吉。

  谢洛夫将军断定那人正是纳吉,命令枪手瞄准射击,争取一枪击毙!

  枪声响了,窗户里那个人应声倒下。这一枪正中脑袋。纳吉必死无疑!

  下午5 点,谢洛夫等人正要举杯庆祝,有消息传来:被打死的那个人不是纳吉,而是南斯拉夫的一名外交官,此人长得很像纳吉。

  南斯拉夫国家元首铁托就此事向苏联政府表示“遗憾”。赫鲁晓夫恼羞成怒,狠狠地把谢洛夫训斥了一顿。

  苏联放弃了击毙纳吉的计划,转而采取通过外交途径诱捕纳吉及其同伙。

  南斯拉夫大使馆在得到匈牙利新政府保证纳吉等人的生命安全的前提下,最终同意交出纳吉,让他回到自己的住宅里,加以监护。而且移交工作必须在南斯拉夫外交官的监督下进行。苏联政府表示完全同意。

  可是,当纳吉等人乘坐的大客车刚驶离大使馆不远,突然从路边冲出几辆苏联坦克,将客车包围起来。苏联保安部门的军官不顾南斯拉夫外交官的抗议,强行冲入车内,将纳吉等人绑架而去。

  到了苏军总司令部,迎上来的是克格勃总头目谢洛夫,他骄傲地做了个手势,说:“请下车吧,您到家了,伊姆雷·纳吉同志!”

  纳吉和他的朋友们端坐着,拒绝下车。

  谢洛夫将军微笑着一挥手,一群苏联保安人员上前将他们一个个强拉出车外,妇女和儿童都吓得尖叫起来。

  随后,纳吉等人被送往邻国罗马尼亚去“疗养”。匈牙利工农革命政府在发表的公告中称:“伊姆雷·纳吉一行在相互理解的气氛中受到了罗马尼亚政府的热情款待。”

  事实是,罗马尼亚人在接待方面是合乎礼仪的,但纳吉等人的行动自由却受到严格的限制。苏联政府一开始是采取软的方法,同他谈判,要他作“自我批评”,并且揭露这场“反革命事件”的同谋。作为他重返匈牙利的条件,还必须公开宣布这次事件是“反革命暴乱”。然而,纳吉拒绝了这些要求。

  之后,情况就开始恶化。1957 年l 月初,苏联召集各东欧“兄弟党”在布达佩斯开了一次会,专门讨论纳吉问题。

  两天后,匈牙利共产党在一份公报中为纳吉问题定了性。公报中说:“伊姆雷·纳吉及其政府的背叛,为匈牙利的法西斯反革命开辟了道路。”他们是“社会主义的叛徒”、“西方帝国主义的走卒”。

  与此同时,新政府宣布在暴动期间成立的一切组织均为非法组织,勒令限期取缔。

  1 月19 日夜间,一场酝酿已久的大逮捕席卷匈牙利,仅布达佩斯就有2000 多人被捕。当天夜里,大部分人被集体枪决。

  1957 年12 月,纳吉等人被秘密押回匈牙利国家监狱,准备由匈牙利法庭审判。

  在此之前,由于南斯拉夫和苏联的关系急剧恶化,铁托指责赫鲁晓夫摆出一副“太上皇”的架子,要各兄弟党跟着苏共的指挥棒转,并拒绝在承认克里姆林宫对其他兄弟党享有指挥权的公报上签字。这使得赫鲁晓夫气急败坏。下决心尽快了结纳吉一案,杀一儆百。

  1958 年2 月6 日,布达佩斯“人民法庭”在绝对保密的情况下。首次对参与暴动的前匈牙利政府官员和军队成员进行了预审。纳吉等人态度坚决地否认自己犯罪。

  4 个多月后,1958 年6 月9 日,秘密法庭再次开庭,审判了其他一些被告,其中包括在暴动中参加与苏军坦克部队作战的匈牙利陆军第33 坦克团的官兵。上校团长麦切里和几十名坦克手以“谋杀”罪被判了死刑。几个小时后,执行了绞刑。这些士兵年龄大多数不过20 来岁,好几个在临上绞架时都吓得昏死过去。

  最后,轮到纳吉了。

  1958 年6 月15 日,秘密法庭在绝对保密的情况下开庭。他们特意在屋顶上悬挂强烈的白色聚光灯,使囚犯们睁不开眼睛。在隔壁的一个厅里,苏联特使鲍利斯·舒米林、谢洛夫、安德罗波夫和卡达尔为首的匈牙利工农革命政府的成员,都在暗处观看审判。

  伊姆雷·纳吉站在第一被告席上。

  纳吉的辩护律师首先指出纳吉在国家政治中的作用,接着,又指出,武装暴动的责任应由腐败的拉科西——格罗领导集团承担。纳吉当时曾以书面形式警告过党的最高权力机构可能发生的严重危险;而后来,他又是在苏联人的压力下出任总理的。他在匈牙利实行新方针和改革措施顺应了历史的发展和人民的要求..律师的辩护引起法庭庭长的极大恐惧,他站起身来大声警告:“如果你继续污蔑伟大的苏联和我党领导人,你自己不久也将坐在被告席上!”

  律师向庭长鞠了一躬,接着又列举了意大利共产党领导人陶里亚蒂、奥地利共产党政治局委员菲舍尔等人对1956 年匈牙利事件的看法。

  庭长再次打断了他的辩护,指责他引述的不过是修正主义者的观点。然后,他宣布休庭。

  半个小时后,重新开庭。

  庭长宣布,被告可以作最后的一次发言。

  伊姆雷·纳吉站起来,手扶着围栏,态度镇静地说:“我曾两次在我国努力维护社会主义这个词的荣誉,那是在1953 年和1956 年。第一次,拉科西出来反对我;第二次,反对我的则是整个苏联的武装力量。在这个由热情和仇恨构成的诉讼中,我必须为了我的思想而牺牲我的生命。我愿意奉献它,因为照你们的观点它已失去了价值。我相信,历史终将宣判杀害我的刽子手,只有一点是违背我的意愿的:将来由杀害我的人来替我平反昭雪。”

  法庭鸦雀无声。

  隔壁房间里的苏联人和卡达尔等匈牙利新政府的成员们也一声不响。他们是这场审判的真正法官。

  接下去,法官转向另一被告——纳吉政府的国防部长,非共产党员的陆军上将帕尔·马勒特尔。他问道:“你的职业?”

  马勒特尔回答:“匈牙利共和国国防部长。”

  法官纠正:“是前国防部长。”

  马勒特尔反驳道:“不!匈牙利部长会议主席伊姆雷·纳吉觉得自己仍然是总理,这可以马上加以证实。”

  马勒特尔说完与纳吉相视而笑。

  法官转向第一被告:“被告伊姆雷·纳吉,你想提出赦免申诉吗?”

  “不!”纳吉用一个字回答。

  法官又问第二被告:“帕尔·马勒特尔,你想提出赦免申诉吗?”

  回答也是一个“不”字。

  法庭庭长缓缓地站起来,用平板板的语调宣布最后的判决:“人民法庭,以匈牙利工人阶级和全体劳动人民的名义宣判:伊姆雷·纳吉死刑,立即执行..”

  纳吉面无表情。这一切早在他预料之中。

  同时被宣判死刑的还有马勒特尔、记者米克洛什·基迈什;原国民警备队司令、布达佩斯警察局局长山多尔·科帕奇被判无期徒刑;其余一些被告分别被判处12 年以下5 年以上有期徒刑。

  宣判结束,隔壁房间里的苏联人和卡达尔等人握手庆贺。

  1958 年6 月16 日,星期一。中央监狱的小拘留所院内竖起了三座黑森森的绞架,周围布满了荷枪实弹的保安军官,牵着狼狗的警官在四周巡逻。

  苏联特使舒米林和谢洛夫,还有匈牙利新政府的领导人则集中在刑场附近一个隐蔽的地方“监刑”。

  6 点30 分,三名死刑犯被带到绞架下面。

  第一个被押上绞架的是米克洛什·基迈什。这位年轻的记者在1956 年的事变中过分活跃,被认为“犯下了极其严重的罪行”。他微笑着同纳吉、马勒特尔吻别之后,迎着死神走上绞架。

  接着,是国防部长帕尔·马勒特尔。他走上生命终点的台阶时,脸色苍白,眼珠里布满了血丝,声嘶力竭地呼喊一声:“社会主义的、独立的匈牙利万岁!”

  最后,轮到纳吉,他像平时走上演讲台一样走上绞架。当绞索套在他粗壮的脖子上时,他用尽最后的力气高喊一声:“社会主义的、独立的匈牙利万岁!”

  这个有40 年党龄,曾在苏联度过15 年光阴,在匈牙利党和政府中身居要职达20 多年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知名人物,在一阵痛苦的抽搐之后,结束了他的生命。

  当天的匈牙利报纸都刊登了由司法部公布的一条简短的消息:“匈牙利十月反革命事件的主谋伊姆雷·纳吉、帕尔·马勒特尔、米克洛什·基迈什和约什卡·希拉基等4 名主犯,因阴谋推翻匈牙利合法制度、叛国投敌、军事哗变等罪行,被匈牙利人民法庭判处死刑。死刑已于今天早晨6 时执行。”

  实际上,约什卡·希拉基早在三个月之前就已被秘密处死了。

  苏联的《真理报》迅速转载了这个消息,并且评论这一判决是“严厉和公正的”。

  (华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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