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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季新为啥呼吁日本不要进攻米利坚,汪季新公

文章作者:军史 上传时间:2019-05-03

原标题:汪精卫公开叛逃前夕,蒋介石的长篇演讲都说了什么

图片 1汪精卫 汪精卫与蒋介石,两位民国史上举足轻重的人物。他们的一举一动都牵动着历史,他们之间的恩恩怨怨,也格外引人关注。 汪蒋之间的和战分歧 汪精卫与蒋介石之间的分歧源远流长,复杂纷纭,其内容,大体分两类:一为政见之争,一为权力、地位之争。抗战爆发后,二人的分歧除权力、地位之争外,主要集中于对日本的和战态度上。 卢沟桥事变后,汪精卫即反对抗战,认为抗战必败。庐山谈话会上,他将神圣的抗战说得愁云惨淡,调子极为灰暗。他说:“我们所谓抵抗,无他内容,其内容只是牺牲。”庐山谈话会后,汪精卫与周佛海等暗中成立“低调俱乐部”,视主张坚决抵抗日本侵略为唱“高调”。自1937年8月起,汪精卫即连续致函蒋介石,主张对日和谈。8月4日函称:“如认谈判所开尚可接受,则负起和之责任.8月23日函称:“当悉力抗战之时,不惟不宜塞断外交途径,且当力谋外交途径之打开。”9月3日,日本外相广田宏毅发表谈话,声称希望英、美、法等国出面劝说中国,按照1932年签订的《淞沪停战协定》撤兵于该协定“所定范围之外”,“如是则沪战可止”,国民党中宣部禁止国内报刊发布这一消息。汪精卫于9月5日致函蒋介石,要求中宣部开禁,斟酌发表,并由外交部发表针对性的谈话。8日,汪精卫再次致函蒋介石,要求蒋本人或命外交部邀请英、法、美使节,征询意见,说明中国立场与界线,使之相机行事。。12月,南京沦陷,国民党内部出现一片主和声,汪精卫觉得有机可乘,即向蒋进言,由他出面,“以第三者出面组织掩护”。这个所谓“第三者”,即进攻中国的日本为一方,领导抗战的蒋介石为一方,他自己则自居“第三者”。蒋当即拒绝:“此不可能之事也。”在此前后,汪精卫劝说蒋介石与日本言和,共达十多次。 1938年3月,蒋介石筹备在武汉召开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他就设立“党魁制”问题和汪精卫商量,汪精卫不赞成。22日,蒋介石访问汪精卫,讨论日本托意大利出面非正式调停中日战争一事。当日,蒋介石日记云:“世人只知战时痛苦,妄想速和,殊不知和后痛苦更甚于战时,而况为屈服不得已之和乎?”考察文意,这一天,蒋、汪之间可能有比较激烈的意见冲突。蒋在日记中所批评的“妄想速和”的“世人”应该就是汪精卫。25日,蒋介石计划利用临时全国代表大会的决议和宣言,表达抗战意志,对日本进行心理战。日记云:“大会决议与宣言如果有力,则其效果不惟可使敌适可而止,当能使敌知难而退也。”卢沟桥事变后,国共第二次合作,建立抗日统一战线。在一段时期内,蒋介石对“联共抗日”态度积极,日记云:“对共党主感召而不主排斥”,“对各党派主联合”。同时,蒋也决定自己当“领袖”,“推汪为副”。26日日记云:“团结党内,统一国内,是对敌国最大之打击。”29日,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在武昌开幕,代表提案中大多主张在国民党内设立总裁。蒋介石当日日记云:“此时设立总裁,至少可表示本党不妥协之决心,与敌以精神上之打击。”4月1日,大会推举蒋介石为国民党总裁,汪精卫为副总裁。蒋介石心情兴奋,日记称:“对总裁责任应当仁不辞,以救国与对外之道已无他法。此为最后一着,实与抗战增加实力不少,而且确定党国重心,无异于敌精神与其策略上一大打击也。”但是,汪精卫却因居于蒋介石之下,心情极度沮丧,见于形色。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通过了《抗战建国纲领》等一系列文件,坚持抗战,坚持联共。4月1日通过的《大会宣言》声称:“此次抗战,为国家民族存亡所系,人人皆当献其生命,以争取国家民族之生命。”同日,蒋在大会《闭幕词》中声称:“本党同志要站在当政党的地位,发扬这种固有的精神,宽宏大度,至公至正,在三民主义的最高原则之下,来接纳各党派人士,感应全国国民,使共循革命正道。”蒋的这些意见都和汪精卫相反,汪自觉“和平”希望毁灭,自此,对蒋彻底失望。 德国驻华大使陶德曼调停失败后,日本政府恼羞成怒,宣布“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要求蒋介石下野。其后,日本政府一方面转托意大利,接替德国,在中日两国间调停“和平”。同时,积极动员民国初年曾任国务总理的唐绍仪出面组织傀儡政权,与国民政府谈判“和平”。1938年5月初,法学家罗家衡到武汉,见到汪精卫,谈及由唐绍仪出面谈判一事,汪即说:“在辛亥南北议和时,我们俱是在少川先生领导之下进行的。现在的局面,只有少川先生出来与日本谈判才是办法。现在日本不是较以前对华主张缓了一步么?从前日本是不以蒋政府为对象的,现在日本仅主张不以蒋个人为对象了。只要少川先生出来与日本谈判,蒋的下野,是不成问题的。我只要国家有救,甚么牺牲都可以的……”这段话既暴露出汪精卫急于与日本谋和的面目,同时,也暴露出汪精卫对蒋介石失望,急于迫使其下野,取而代之的隐秘企图。同年6月14日,汪精卫的亲信高宗武与日人西义显在香港签订备忘录,准备组织“第三势力”。双方心目中的“第三势力”的领袖就是汪精卫。同月20日前后,意大利驻华大使授意汪精卫致函近卫首相,意图在汪精卫和日本政府之间建立直接联系。同年7月,高宗武在汪精卫鼓励下秘密访日,会见陆军大臣板垣征四郎、参谋次长多田骏以及近卫文麿首相等日方要员,决定“找寻蒋介石以外的人”,以“造成中日之间的和平”,而此人,双方也都认为非汪精卫莫属。影佐祯昭公然对高宗武说:“可否请蒋委员长下野,由汪主席出任负责。” 蒋介石并不了解高宗武在香港和日本的这些活动内幕,但是,他对高宗武擅自赴日的活动强烈不满。6月24日,蒋介石日记云:“高宗武荒谬,擅自赴倭。此人荒唐,然亦可谓大胆矣。”他研究日本态度的反复变化,认为和高宗武的赴日有关。7月22日日记云:“倭阀对我变更态度者,其果误认吾内部之动摇,而与高之荒谬赴倭亦有关系也。”他当然了解高宗武此行和汪精卫之间的关系。25日,蒋介石与汪精卫、张群讨论高宗武的访日报告,日记云:“觉汪神情皆不自然,果有愧怍之心乎?” 10月25日,国民政府自武汉撤退,汪精卫更加丧失抗战信心。11月18日,梅思平、高宗武奉汪之命与日人影佐祯昭、今井武夫在上海重光堂签订《日华协议记录》等文件。《记录》规定双方的“合作”条件有“缔结防共协定”,“承认日本军防共驻兵”,“中国承认满洲国”等六条。其行动计划为:首先由日本政府方面发表上述“合作”的条件,汪精卫等即发表声明响应,“与蒋介石断绝关系”,“见机成立新政府”。26日,梅思平到重庆向汪精卫汇报,随身携带与日方达成的协约以及近卫首相的第三次对华声明草稿。29日,汪急召陈公博到重庆,对陈说:“中日和平已经成熟”,“中国的国力已不能再战了,非设法和平不可了”。“假使敌人再攻重庆,我们便要亡国。”“现在我们已经无路可退,再退只有退西北,我们结果必为共产党的俘虏。”他并向陈透露,准备离开重庆,以个人身份出面,与日本交涉。汪随即召集周佛海、陈璧君、梅思平等会商,决定接受“重光堂协议”,电港通知。当日下午决定:汪于12月8日赴成都,10日到达昆明,近卫首相于12日发表第三次对华声明,互相呼应。 武汉失陷,蒋介石并未随国民政府迁渝,而是到湖南部署继续抗战。10月28日,国民参政会第二届会议在重庆开幕,蒋介石致电会议,认为日军自进窥武汉以来,死伤三十余万,计穷力绌,抗战已入“第二阶段”。他估计,“吾人预定覆灭敌人之计划,必可实现于不久将来。”《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第1308-1310页。11月7日,他在长沙主持军事会议。25日,又在南岳主持军事会议。11月30日,视察桂林,设置军事委员会委员长桂林行营,以白崇禧为主任,统筹西南抗战。直到12月8日,蒋介石才到达重庆。这一天,本来是汪精卫预定的出逃之日,但因蒋的到来,汪不得不改变计划。12月9日,蒋介石在重庆黄山官邸约集孔祥熙、汪精卫、王宠惠、叶楚伧、朱家骅等人谈话。汪精卫坚持对日主和,他表示:中国和日本都有困难。“中国之困难,在如何支持战事;日本之困难,在如何结束战事”,“故调停之举,非不可能”。“日本果能觉悟中国之不可屈服,东亚之不可独霸,则和平终将到来。”蒋介石所言与汪精卫相反,日记云:“下午,与党政各同志谈话,指示以后对倭方针,言明只要我政府不与倭言和,则倭无法亡我。并明告其只要我政府不与言和,则我政府即使失败,国家必可因此复兴。况政府至今决无失败之理,且革命政府旨在主义成功,而不怕一时失败也。”当时,蒋介石正在谋求共产党加入国民党,两党合并为一个新的“大党”。谈话中,汪精卫询及此事,认为“可虑”。国民党关于这一天的谈话,蒋介石后来电告龙云时也说:“中此次在渝,并曾详切面告汪先生等,以日寇之狡狯毒辣,若我有人向其谋和,则寇之狰狞面目必毕露,万不可为。”可以看出,汪主张与日本言和,蒋反对与日本言和。针锋相对,泾渭分明。后来汪精卫回忆说:“12月9日,军事委员长蒋中正至重庆,复激切言之,卒不纳。”可见二人之间辩论的激烈。蒋这一天的态度使汪精卫等大为失望。陶希圣致函胡适说:蒋先生12月8日到重庆。他的态度完全改变。对于国家处境困难,全不考虑。他的全部计划在提携共产党。他说日本没有兵打仗了。他对日本的和议,不假思索的拒绝。这样的变动,以及客观的困难,使汪先生及我们都感到一年半的努力进言都成了画饼,更都成了罪状。眼见国家沦落到不易挽救的地步,连一句负责的老实话都不能说。幻想支配了一切。我们才下决心去国。陶希圣的这段话,生动地描写出蒋介石和汪精卫等人的两种不同精神面貌。汪精卫等人,最初是在国民政府内部“主和”,现在,由于和蒋介石意见对立,只能到政府之外去“主和”了。 12月16日,日本内阁成立兴亚院,其目的在于加强对中国占领区的统治,其总裁由日本首相兼任,副总裁由外相、藏相、陆相、海相兼任。在中国北平、上海、青岛、汉口、广州、厦门等地设有分支机构。此前2日,蒋因感冒未上班。16日,汪精卫到蒋处探病,蒋当日的日记说:“日本对中国之最后目的云者,乃灭亡中国之谓也。兴亚院成为确定对华政策执行之枢纽者,乃以兴亚院为中国之断头台。换言之,灭亡中国之总机关也。因此兴亚院之成立,中国若要自取灭亡,俯首而上断头台则已,否则除抗战拼命以外,再无第二道路矣。”武汉会战期间,蒋也曾幻想过以和平方式结束中日战争,但从这一则日记可以看出,严酷的现实终于使他认识到,摆在中国人民面前的只有抗战一途。当时,日本特务土肥原约原天津市市长萧振瀛到香港见面谈判,蒋决定不准萧赴港,对土肥原“坚拒不理”。 关于汪蒋之间的和战分歧,汪精卫在出逃后曾于12月23日致电蒋介石称:“在渝两次谒谈,如对方所提非亡国条件,宜及时谋和以救危亡而杜共祸。”蒋介石认为,汪所言,为1938年1月之事,而在重庆时,则“未有一言提及”。见致龙云电,《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第1327页。他在电告他的朋友、国民参政会副秘书长彭学沛时也说:他之所以离开中国,“系因中央不愿考虑和议,及本党有进一步容共之趋向”,故不得不“以去就争”。汪所称“进一步容共之趋向”,指的就是上述蒋介石企图联合共产党,甚至与共产党“合并为一大党”的意见。这就说明,汪精卫不仅主张与日本言和,而且反对蒋进一步“联共抗日”,因此不惜以出走作为向蒋抗争的手段。当然,汪的出走,还有一条很重要的原因,他在致蒋电及致彭电中均未说明,这就是,他准备在重庆国民政府之外,另组政府。 汪精卫出逃与蒋介石的反应 汪精卫在离开昆明时,致电蒋介石,称:在飞赴昆明途中,因“飞行过高,身体不适,且脉搏时有间歇现象,决多留一日,再行返渝”。汪走后,龙云才致电蒋介石报告:“汪副总裁于昨日到滇,本日身感不适,午后二时半已离滇飞航河内。”到21日,才向蒋透露,汪精卫到昆明后,态度不像“昔日之安详”,临行时,才告诉自己,“谓与日有约,须到港商洽中日和平条件,若能成功,国家之福,万一不成,则暂不返渝。”电中,龙云还询问蒋介石:“在渝时与钧座切实讨论及此否?” 12月18日这一天,蒋介石原本准备离开重庆,飞赴西安,召开军事会议,但因得悉当日西安气候不良,改变计划。一直到20日,蒋才飞抵西安。21日,蒋在西安主持军事会议。到晚上,才得知汪精卫私自飞到昆明的消息,当即电汪称:“闻兄到滇后即感不适,未知近况如何,乞示复。”蒋模糊地猜测到汪此行的含义,日记说:“闻汪先生潜飞到滇,殊所不料!当此国难空前未有之危局,藉口不愿与共党合作一语,拂袖私行,置党国于不顾,岂是吾革命党员之行动乎?痛苦之至。惟吾犹望其能自觉回头耳!”22日,蒋介石得到龙云的电报,这才比较具体地了解到汪此行的目的,日记云:“不料其糊涂卑劣至此,诚无可救药矣。”在国民党和国民政府内部,汪精卫资格老,地位高,关系多,其出走是具有严重意义的大事,蒋开始估计其影响,在日记中特别写下:“汪去后,对党政军以及各地之关系,应特加慎重”,“外交与对敌或有影响乎?”当晚,蒋介石失眠,至次日晨3时才入睡。23日,蒋继续思考汪出走后的局面:“广东军人,是否受汪影响?”“政府内部,受汪影响之人几何?”他决定,对汪表明态度。 同日,日本首相近卫发表第三次对华声明,“阐明同新生的中国调整关系的总方针”,要求“日、满、华三国应以建设东亚新秩序为共同目标而联合起来,共同实现相互善邻友好、共同防共和经济合作”。这就是所谓“近卫三原则”。在声明中,近卫要求中国承认“满洲国”,允许日军在华北及内蒙驻兵,给予日本臣民“特别开发上之便利”。24日,蒋介石决定驳斥近卫声明。同日下午,蒋介石回到重庆,约集党政首长会谈。这一天,蒋介石在对汪精卫的态度上陷入矛盾。一方面,他仍有“挽救”汪的“政治生命”的想法,日记云:“知汪确有整个背叛党国奸谋,乃决心发表宣言,使其卖国奸计不售,亦所以挽救其政治生命。”“彼虽有意害余,而余应以善意救彼,对于此种愚诈之徒,亦只有可怜与可痛而已。”但他一想起汪与自己过去的不良关系,又觉得不应援手,日记云:“余向来以至诚待之,礼遇之如总理,而彼乃不识大体,不顾国家至此。若复与之合作,使之自拔,岂不愚拙之至乎!”25日,蒋介石谒见国府主席林森,报告汪精卫通敌一事。 26日,蒋介石发表驳斥日本首相近卫的长篇声明,认为近卫所谓“东亚新秩序”和“日满支”协同关系,“就是将中国全部领土变成日本所有的大租界”,“这样一来,中国若不是变为他的奴属国也就降为保护国,而且实际上就是合并于日本”。他批判近卫的所谓“经济合作”,就是“要操纵我中国关税金融,垄断我全国生产和贸易,独擅东亚的霸权”;所谓“共同防共”就是以此为名义“首先控制我国的军事,进而控制我国政治文化以至于外交”。蒋称:综观近卫声明,“日本真正之所欲,乃在整个吞并我国家,与根本消灭我民族”。他号召中国人民“认定目标,立定决心,愈艰苦,愈坚强,愈持久,愈奋勇,全国一心,继续努力”。蒋介石一向很欣赏自己的文笔,这次也不例外。29日,他重读此稿,“甚觉自快”,认为“足使敌知所警戒,变换威胁或计诱之妄念”。 汪精卫的表现和蒋介石迥然不同。他赞成并拥护近卫声明。28日,他从河内致函蒋介石,认为日方的三项声明,“实不能谓无觉悟”,要求蒋把握“不可再失之机”,以之作为“和平谈判之基础而努力折冲”。29日,发表致国民党中央党部诸同志公开信,主张对近卫所提善邻友好、共同防共、经济提携三点,“应在原则上予以赞同,并应本此原则,以商订各种具体方案”。此函通称《艳电》。《艳电》的发表,立即在国民党中央和各地爱国将领、官吏之间激起了愤怒的声讨波澜。 最初,蒋介石确曾企图挽救汪精卫,至少,要尽量减少汪叛逃的影响。12月25日,蒋介石致电龙云,要龙对汪离开昆明前所述“与日方有约”等语保密,“勿为他人道”。蒋之所以如此,目的在于为汪精卫留出余地。26日,他在发表声明严辞驳斥近卫的同时,还在为汪精卫打掩护,声称汪之赴河内,只是为了转地疗养。与此同时,蒋介石在思考,是否应该派人去河内劝说汪精卫。《蒋介石日记》,1938年12月26日。能否“以至诚感动之”。 第二天,蒋介石召见汪精卫在重庆的朋友彭浩然,嘱其转电汪精卫,驻港不如赴欧。这一天,蒋介石自感心跳加急,精神极为不佳,但仍勉强办公。同日,他再次致电龙云称:近卫声明,“全为对汪之讨价,彼竟不察,而自上其当。幸此时尚未失足,尚可为之挽救也。”又致电香港《大公报》的主笔张季鸾,要求该报在批评汪精卫时,不要把话说绝:“务当为之宽留旋转余地”,“并本于爱人以德之义,从舆论上造成空气,防止其万一失足之憾。”蒋特别关照,“不可出以攻击语调。此中机微,兄所明悉。”28日,他接受王世杰建议,通过王致电驻英大使郭泰祺及驻美大使胡适,请二人劝汪:1勿公开主和;2勿与中央断绝关系;3勿住港,但不妨赴欧。 汪精卫的《艳电》于12月31日发表于香港《南华日报》,南洋华侨代表陈嘉庚当日即致电蒋介石,指斥汪精卫“公然赞同日寇亡国条件”,要求蒋公布其罪状,通缉归案,以正国法而定人心。旅美华侨于同一日通电支持,要求“凡主和者请一律以汉奸论罪”。蒋介石也激愤地在日记中指斥汪精卫,“通敌卖国之罪已暴露殆尽,此贼不可救药矣,多行不义必自毙也”。汪出逃之初,他担心连锁反应;现在,则觉得是好事。日记云:“此后政府内部纯一,精神团结,倭敌对我内部分裂与其利诱屈服之企图,根本消除,吾知倭寇不久必将对我屈服矣。” 1939年元旦,蒋介石在遥祭中山陵之后,召开谈话会,讨论汪精卫的《艳电》。下午,召开国民党临时中常会暨驻重庆中央委员会议,决定开除汪精卫党籍,解除其一切职务。会上,曾有人主张明令通缉,因蒋介石反对而罢。汪精卫被开除,蒋介石当日日记云:“实足为党国之大庆也。”不过,他还没有确定对汪的处置办法。1月3日,他在日记“注意”栏中写道:“汪以后之行动与处置。”这就说明,他还在思考中。 汪精卫被国民党中央开除党籍后,很沮丧,陈璧君等则很愤怒。1939年1月4日,刚刚发表对华第三次声明的近卫文麿于1月4日辞职,平沼骐一郎继任首相,另组新阁。一时间,汪精卫与日方断了联系,计划到欧洲或其他国家旅行。7日,龙云致电蒋介石,报告从陈璧君之弟陈昌祖处所得汪精卫消息,建议由蒋派汪的亲信一二人到河内,以私人名义劝汪回国,或在重庆,或在国内任何地方居住,避免与日本勾结。龙云认为这样做,可以使汪免于铤而走险,“对外则团结之裂痕不现,对汪则以后无从活动,日人亦无从挑拨”蒋介石得到龙云此电后,误认汪企图“转弯”,1月8日日记云:“汪见无路可走,又想转弯,卑劣已极,宜乎其生无立足之地也。”同日,蒋介石致电龙云,表示“对汪事,此时只可冷静处之,置之不问为宜”。他坚决否定让汪回到国内的意见,认为日方将借此造谣,国内外也会发生怀疑与惶惑。电称:“如为彼计,此时当以赴欧为上策,否则皆于公私有损。”11日,蒋介石致电宋子文,派郑彦棻到越南劝汪。1月20日,又计划派叶楚伧或陈立夫到越南。1月30日,蒋最后决定派原改组派成员、汪的老部下谷正鼎赴越,同时送去护照和旅费50万元,劝汪去法国等地疗养。谷转达蒋的意见称:“不要去上海、南京另搞组织,免得为敌人所利用,造成严重后果。” 在派人劝汪赴欧“疗养”的同时,蒋介石也在做从肉体上消灭汪精卫的准备。1月17日,汪的亲信、《南华日报》社长林柏生在香港被刺。1月26日,蒋介石日记云:“派员赴越。”31日日记云:“港越人员之行动注意。”这里的“员”,应是军统人员;“行动”,应指暗杀计划。此后,蒋介石日记中,连续出现下列记载:2月18日:“汪伪真无赖无耻,吾未见卑劣狡诈之如此也。” 3月15日:“注意:对汪阴谋之对策。” 3月18日:“汪通敌卖国之谋益急,而其行益显,奈何!”终于,在越军统人员于3月19日凌晨接到戴笠的“行动”命令。21日夜,军统人员越墙进入汪在河内的住所,开枪射击,但是阴差阳错,误杀了汪的助手曾仲鸣。3月22日,误刺曾氏的第二天,蒋介石日记云:“汪未刺中,不幸中之幸也。” 曾仲鸣之死使汪精卫更加仇恨蒋介石和国民政府。3月27日,汪精卫写成《举一个例》,除哀悼曾仲鸣之死外,其主要目的在于公布国防最高会议第五十四次常务委员会会议记录。该次会议由汪精卫担任主席。据该记录,1937年12月6日,国防最高会议在汉口中央银行开会,由外交部次长徐谟报告德国驻华大使陶德曼的调停情况,其中谈到12月2日下午,徐谟与蒋介石、顾祝同、白崇禧、唐生智、徐永昌会商日方所提和平条件。白称:只是如此条件,那么为何打仗?徐永昌表示:只是如此条件,可以答应。顾祝同也表示,可以答应。蒋称:如此尚不算亡国条件。嗣后,蒋介石会见陶德曼,表示相信德国及感谢德国好意,可以将各项条件作为谈判之基础及范围。汪精卫企图以此说明,主和并非自己一个人,是“最高机关,经过讨论而共同决定的主张”。他质问说:何以别人可以“主和”,而他汪精卫不行? 针对汪精卫的《举一个例》,蒋介石于4月6日,草拟《驳汪言要点》。11日继续写作修改。日记云:“上午,手拟驳斥汪文,修改稚老最后一段。”他自述“甚觉痛快,因之心神兴奋,几不成寐”。据此可知,当日发表的吴稚晖的《对汪精卫〈举一个例〉的进一解》实为吴、蒋二人的共同作品。 《进一解》一文指斥汪精卫“泄露职务地位上所管的秘密文件,已经够犯罪;又把公家文件,随意添改伪造。”但文章写得过于冗长、晦涩,并不见精彩。蒋介石认为该文“必生效力,而对敌方与汪逆及国内未知抗战利害之封建者发生影响为更大,其效已显见矣。蒋介石的这一估计,显然过头。4月17日,蒋介石接见中外记者,再次揭露近卫“建立东亚新秩序”的实质,宣称“在这种情形之下,绝对无和平的余地,绝对不是什么巧佞虚伪的投降理论所能动摇我们全国的决心于万一”。这里所指斥的“巧佞虚伪的投降理论”就是汪精卫的言论。 刺汪不中,军统人员策划再次行动。不过,都没有得到下手机会。蒋介石开始考虑用其他办法对付汪精卫。其4月14日日记预定办法:一、对汪加以刑事处分;二、向法国政府交涉,使汪精卫回国,或不允其离河内。15日,蒋介石邀约叶楚伧、王世杰、陈布雷、张治中等讨论汪案。4月25日,汪在日本特务的严密保护下,由河内到海防,秘密乘船前往上海。显然,重庆国民政府与法国的引渡交涉没有成功。 龙云系云南地方实力派,一贯以保持其地位和实力作为其决策的主要出发点。1938年4月,龙云与四川地方实力派刘文辉等致函已经投靠日本的伪北平临时政府委员长王克敏,声称将联络四川、云南、西康、贵州四省,组成反蒋联盟,发起“和平运动”。汪精卫要投靠日本,也企图联络龙云与实力派军人薛岳、张发奎等,割据西南,与蒋对抗。1938年底,汪精卫发表《艳电》,全国纷纷声讨,但龙云却保持沉默。1939年1月上旬,汪派内弟陈昌祖到云南与龙云晤面,出境时被军统人员截住,在陈的皮匣中查获龙云致汪函,函中龙称汪为“钧座”,称蒋为“重庆方面”。其中有“现日方虽内阁改组而政策不变,我方似存幻想,毫无其他办法。不久大战重开,静观如何应付。此刻钧座暂守缄默,甚为得宜,至于钧座所主张各节,将来必有实现之一日”等语。蒋自记其时间为“廿八年1月23日夕”。因此,蒋对龙的态度始终不放心。1月19日日记云:“滇龙对汪态度不明,此事关系重大,成败存亡,全系于云南唯一之后方,不可不察也。”20日日记云:“敌与汪勾结已深,而滇省是否受其影响,汪之背景何在,皆不得不研究也。”26日,蒋决定派白崇禧赴滇,防龙叛变,同时对龙进行安抚。蒋白之间常有电报往来。2月20日,蒋介石日记云:“志舟不安之心理,如何安之?” 1939年3月21日,军统行刺汪精卫未成,龙云派警务处长李鸿谟去河内慰问。3月30日,汪精卫托李带亲笔手书致龙云,动员龙对《艳电》表态,同时要求龙允许自己回昆明活动。函称:今已三月有余矣,未知先生布置如何?弟非有奢望,但能得先生毅然表示同意于《艳电》主张,弟当即来昆明,声明以在野资格,贡其所见,以供政府及国人之参考。先生对弟,只须以军警之力,保护生命之安全及不干涉言论行动之自由,如此已足。俟将来大局有所变化,再作第二步之进展计划。如此则可以安云南,安西南大局,安中华民国。弟之希望,实系于此。随函并附港报所登《举一个例》。此函表明,汪精卫仍想依靠龙云,以云南为基地,控制西南,对抗重庆国民政府。在信中他力图说明自己“回到内地”的好处:“则声势迥然不同。各方趋附有其目标,国际视听亦有所集。日本对弟,往来折冲,亦比较容易有效。”函末并称:“日本以一再迁延,已有迫不及待之势。”《河内血案》,第239-240页。由此可见,日本方面对汪已有不满,以及汪急于有所表现的心理。 此函为军统人员侦悉,拍成照片,上报蒋介石。蒋先后派李根源、唐生智赴滇防堵。4月22日,唐与龙云谈话,说明汪为人善辩多变,生性凉薄,对人毫无诚意,以及抗战期间,忠奸不两立等种种道理。24日再谈,唐提出三项办法:一、邀汪来滇;二、在云南发表汪函,申言忠奸不两立;三、正式呈请中央发表汪函。龙云同意发表谈话,拥护领袖抗战到底,指斥和议,惟领袖之命是听,但不愿提及汪函。4月27日,蒋介石复电唐生智,声明尊重龙云意见,由彼考量决定,但蒋建议由龙云复汪一函,表示不以汪函所言为然,同时对汪加以正言劝诫。蒋并代龙云起草了复书。5月2日,龙云在蒋稿基础上,改成一稿,批评汪要自己“背离党国,破坏统一,毁灭全民牺牲之代价,反举国共定之国策”。函告严词指责汪精卫:“此何等事,不仅断送我国家民族之前途,且使我无数将士与民众陷于万劫不复地步。此岂和平救国之本,直是自取灭亡,以挽救敌寇之命运耳!”这样,龙云就拒绝了汪精卫的诱惑,坚决站到了抗战一边。函末,龙云劝汪“立下英断,绝对与敌人断绝往来,命驾远游,暂资休憩,斩除一切葛藤,免为敌人播弄。” 云南是西南大省,抗战的重要根据地。假如龙云跟着汪精卫走,对重庆国民政府将构成巨大威胁,中国的抗战形势必然更加艰危。龙云的转变使动荡的局面趋于稳固,对保证抗战胜利有重要作用。至此,追随汪精卫叛逃的只有陈公博、周佛海等一小撮人,不仅龙云,汪精卫寄以希望的薛岳、张发奎等将领,谁都没有跟着他走。民族大义毕竟是一道区别人鬼的重要分水岭,在它面前,任何人都必须慎于举步。

1938年12月18日,上午9时多, 以赴成都演讲为名,偕陈璧君、曾仲鸣等人潜离重庆。下午1时多,抵达昆明。当晚,向云南省主席龙云透露:将到香港与日本人商谈「和平条件」。19日,匆匆转飞越南河内。汪的出逃,固然有其自身的原因,但是,也和他与蒋介石之间在抗战中形成的分歧有关。 汪蒋之间的和战分歧 与蒋介石之间的分歧源远流长,复杂纷纭,其内容,大体分两类:一为政见之争,一为权力、地位之争。抗战爆发后,二人的分歧除权力、地位之争外,主要集中于对日本的和战态度上。 卢沟桥事变后,汪 即反对抗战,认为抗战必败。庐山谈话会上,他将神圣的抗战说得愁云惨淡,调子极为灰暗。他说:「我们所谓抵抗,无他内容,其内容只是牺牲。」庐山谈话会后,汪 与周佛海等暗中成立「低调俱乐部」,视主张坚决抵抗日本侵略为唱「高调」。自1937年8月起,汪 即连续致函蒋介石,主张对日和谈。8月4日函称:「如认谈判所开尚可接受,则负起和之责任.8月23日函称:「当悉力抗战之时,不惟不宜塞断外交途径,且当力谋外交途径之打开。」9月3日,日本外相广田宏毅发表谈话,声称希望英、美、法等国出面劝说中国,按照1932年签订的《淞沪停战协定》撤兵于该协定「所定范围之外」,「如是则沪战可止」,国民党中宣部禁止国内报刊发布这一消息。汪精卫于9月5日致函蒋介石,要求中宣部开禁,斟酌发表,并由外交部发表针对性的谈话。8日,汪精卫再次致函蒋介石,要求蒋本人或命外交部邀请英、法、美使节,征询意见,说明中国立场与界线,使之相机行事。。12月,南京沦陷,国民党内部出现一片主和声,汪精卫觉得有机可乘,即向蒋进言,由他出面,「以第三者出面组织掩护」。这个所谓「第三者」,即进攻中国的日本为一方,领导抗战的蒋介石为一方,他自己则自居「第三者」。蒋当即拒绝:「此不可能之事也。」《蒋介石日记》,1937年12月16日。在此前后,汪精卫劝说蒋介石与日本言和,共达十多次。西义显:《日华「和平工作」秘史》,江苏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第104页。汪精卫 1938年3月,蒋介石筹备在武汉召开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他就设立「党魁制」问题和汪精卫商量,汪精卫不赞成。《蒋介石日记》,1938年3月11日。22日,蒋介石访问汪精卫,讨论日本托义大利出面非正式调停中日战争一事。当日,蒋介石日记云:「世人只知战时痛苦,妄想速和,殊不知和后痛苦更甚于战时,而况为屈服不得已之和乎?」考察文意,这一天,蒋、汪之间可能有比较激烈的意见冲突。蒋在日记中所批评的「妄想速和」的「世人」应该就是汪精卫。25日,蒋介石计画利用临时全国代表大会的决议和宣言,表达抗战意志,对日本进行心理战。日记云:「大会决议与宣言如果有力,则其效果不惟可使敌适可而止,当能使敌知难而退也。」卢沟桥事变后,国共第二次合作,建立抗日统一战线。在一段时期内,蒋介石对「联共抗日」态度积极,日记云:「对共党主感召而不主排斥」,「对各党派主联合」。同时,蒋也决定自己当「领袖」,「推汪为副」。26日日记云:「团结党内,统一国内,是对敌国最大之打击。」29日,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在武昌开幕,代表提案中大多主张在国民党内设立总裁。蒋介石当日日记云:「此时设立总裁,至少可表示本党不妥协之决心,与敌以精神上之打击。」4月1日,大会推举蒋介石为国民党总裁,汪精卫为副总裁。蒋介石心情兴奋,日记称:「对总裁责任应当仁不辞,以救国与对外之道已无他法。此为最后一著,实与抗战增加实力不少,而且确定党国重心,无异于敌精神与其策略上一大打击也。」但是,汪精卫却因居于蒋介石之下,心情极度沮丧,见于形色。陈布雷:《回忆录》,二十世纪出版社1949年版,第78页。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通过了《抗战建国纲领》等一系列文件,坚持抗战,坚持联共。4月1日通过的《大会宣言》声称:「此次抗战,为国家民族存亡所系,人人皆当献其生命,以争取国家民族之生命。」《中国国民党历次代表大会及中央全会资料》,第463页。同日,蒋在大会《闭幕词》中声称:「本党同志要站在当政党的地位,发扬这种固有的精神,宽宏大度,至公至正,在三民主义的最高原则之下,来接纳各党派人士,感应全国国民,使共循革命正道。」《中国国民党历次代表大会及中央全会资料》,第511页。蒋的这些意见都和汪精卫相反,汪自觉「和平」希望毁灭,自此,对蒋彻底失望。 德国驻华大使陶德曼调停失败后,日本政府恼羞成怒,宣布「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要求蒋介石下野。其后,日本政府一方面转托义大利,接替德国,在中日两国间调停「和平」。同时,积极动员民国初年曾任国务总理的唐绍仪出面组织傀儡政权,与国民政府谈判「和平」。1938年5月初,法学家罗家衡到武汉,见到汪精卫,谈及由唐绍仪出面谈判一事,汪即说:「在辛亥南北议和时,我们俱是在少川先生领导之下进行的。现在的局面,只有少川先生出来与日本谈判才是办法。现在日本不是较以前对华主张缓了一步么?从前日本是不以蒋政府为对象的,现在日本仅主张不以蒋个人为对象了。只要少川先生出来与日本谈判,蒋的下野,是不成问题的。我只要国家有救,甚么牺牲都可以的……」《南湖致刚父》,1938年6月11日,特交档。这段话既暴露出汪精卫急于与日本谋和的面目,同时,也暴露出汪精卫对蒋介石失望,急于迫使其下野,取而代之的隐秘企图。同年6月14日,汪精卫的亲信高宗武与日人西义显在香港签订备忘录,准备组织「第三势力」。双方心目中的「第三势力」的领袖就是汪精卫。同月20日前后,义大利驻华大使授意汪精卫致函近卫首相,意图在汪精卫和日本政府之间建立直接联系。《蒋介石日记》,1938年6月21日。同年7月,高宗武在汪精卫鼓励下秘密访日,会见陆军大臣板垣征四郎、参谋次长多田骏以及近卫文縻首相等日方要员,决定「找寻蒋介石以外的人」,以「造成中日之间的和平」,而此人,双方也都认为非汪精卫莫属。影佐祯昭公然对高宗武说:「可否请蒋委员长下野,由汪主席出任负责。」 蒋介石并不了解高宗武在香港和日本的这些活动内幕,但是,他对高宗武擅自赴日的活动强烈不满。6月24日,蒋介石日记云:「高宗武荒谬,擅自赴倭。此人荒唐,然亦可谓大胆矣。」《蒋介石日记》,1938年6月24日。他研究日本态度的反复变化,认为和高宗武的赴日有关。7月22日日记云:「倭阀对我变更态度者,其果误认吾内部之动摇,而与高之荒谬赴倭亦有关系也。」他当然了解高宗武此行和汪精卫之间的关系。25日,蒋介石与汪精卫、张群讨论高宗武的访日报告,日记云:「觉汪神情皆不自然,果有愧怍之心乎?」《蒋介石日记》,1938年7月25日。 10月25日,国民政府自武汉撤退,汪精卫更加丧失抗战信心。11月18日,梅思平、高宗武奉汪之命与日人影佐祯昭、今井武夫在上海重光堂签订《日华协议记录》等文件。《记录》规定双方的「合作」条件有「缔结防共协定」,「承认日本军防共驻兵」,「中国承认满洲国」等六条。其行动计画为:首先由日本政府方面发表上述「合作」的条件,汪精卫等即发表声明响应,「与蒋介石断绝关系」,「见机成立新政府」。26日,梅思平到重庆向汪精卫汇报,随身携带与日方达成的协约以及近卫首相的第三次对华声明草稿。29日,汪急召陈公博到重庆,对陈说:「中日和平已经成熟」,「中国的国力已不能再战了,非设法和平不可了」。「假使敌人再攻重庆,我们便要亡国。」「现在我们已经无路可退,再退只有退西北,我们结果必为共产党的俘虏。」陈公博:《自白书》,南京市档案馆编《审讯汪伪汉奸笔录》,江苏古籍出版社,第10页。他并向陈透露,准备离开重庆,以个人身份出面,与日本交涉。汪随即召集周佛海、陈璧君、梅思平等会商,决定接受「重光堂协议」,电港通知。《周佛海日记》,1938年11月29日。当日下午决定:汪于12月8日赴成都,10日到达昆明,近卫首相于12日发表第三次对华声明,互相呼应。 武汉失陷,蒋介石并未随国民政府迁渝,而是到湖南部署继续抗战。10月28日,国民参政会第二届会议在重庆开幕,蒋介石致电会议,认为日军自进窥武汉以来,死伤三十余万,计穷力绌,抗战已入「第二阶段」。他估计,「吾人预定覆灭敌人之计画,必可实现于不久将来。」《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第1308-1310页。11月7日,他在长沙主持军事会议。25日,又在南岳主持军事会议。11月30日,视察桂林,设置军事委员会委员长桂林行营,以白崇禧为主任,统筹西南抗战。直到12月8日,蒋介石才到达重庆。这一天,本来是汪精卫预定的出逃之日,但因蒋的到来,汪不得不改变计画。12月9日,蒋介石在重庆黄山官邸约集孔祥熙、汪精卫、王宠惠、叶楚伧、朱家骅等人谈话。汪精卫坚持对日主和,他表示:中国和日本都有困难。「中国之困难,在如何支持战事;日本之困难,在如何结束战事」,「故调停之举,非不可能」。「日本果能觉悟中国之不可屈服,东亚之不可独霸,则和平终将到来。」《傀儡组织》,第51-52页蒋介石所言与汪精卫相反,日记云:「下午,与党政各同志谈话,指示以后对倭方针,言明只要我政府不与倭言和,则倭无法亡我。并明告其只要我政府不与言和,则我政府即使失败,国家必可因此复兴。况政府至今决无失败之理,且革命政府旨在主义成功,而不怕一时失败也。」《蒋介石日记》,1938年12月9日。当时,蒋介石正在谋求共产党加入国民党,两党合并为一个新的「大党」。谈话中,汪精卫询及此事,认为「可虑」。《王世杰日记》第1册,第446页。国民党关于这一天的谈话,蒋介石后来电告龙云时也说:「中此次在渝,并曾详切面告汪先生等,以日寇之狡狯毒辣,若我有人向其谋和,则寇之狰狞面目必毕露,万不可为。」《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第1327页。可以看出,汪主张与日本言和,蒋反对与日本言和。针锋相对,泾渭分明。后来汪精卫回忆说:「12月9日,军事委员长蒋中正至重庆,复激切言之,卒不纳。」汪精卫:《曾仲鸣先生行状》,《河内血案》,档案出版社1988年版,第202页。可见二人之间辩论的激烈。蒋这一天的态度使汪精卫等大为失望。陶希圣致函胡适说:蒋先生12月8日到重庆。他的态度完全改变。对于国家处境困难,全不考虑。他的全部计画在提携共产党。他说日本没有兵打仗了。他对日本的和议,不假思索的拒绝。这样的变动,以及客观的困难,使汪先生及我们都感到一年半的努力进言都成了画饼,更都成了罪状。眼见国家沦落到不易挽救的地步,连一句负责的老实话都不能说。幻想支配了一切。我们才下决心去国。《胡适往来书信选》,,第397-398页。陶希圣的这段话,生动地描写出蒋介石和汪精卫等人的两种不同精神面貌。汪精卫等人,最初是在国民政府内部「主和」,现在,由于和蒋介石意见对立,只能到政府之外去「主和」了。 12月16日,日本内阁成立兴亚院,其目的在于加强对中国占领区的统治,其总裁由日本首相兼任,副总裁由外相、藏相、陆相、海相兼任。在中国北平、上海、青岛、汉口、广州、厦门等地设有分支机构。此前2日,蒋因感冒未上班。16日,汪精卫到蒋处探病,蒋当日的日记说:「日本对中国之最后目的云者,乃灭亡中国之谓也。兴亚院成为确定对华政策执行之枢纽者,乃以兴亚院为中国之断头台。换言之,灭亡中国之总机关也。因此兴亚院之成立,中国若要自取灭亡,俯首而上断头台则已,否则除抗战拚命以外,再无第二道路矣。」《蒋介石日记》,1938年12月16日。武汉会战期间,蒋也曾幻想过以和平方式结束中日战争,但从这一则日记可以看出,严酷的现实终于使他认识到,摆在中国人民面前的只有抗战一途。当时,日本特务土肥原约原天津市市长萧振瀛到香港见面谈判,蒋决定不准萧赴港,对土肥原「坚拒不理」。 关于汪蒋之间的和战分歧,汪精卫在出逃后曾于12月23日致电蒋介石称:「在渝两次谒谈,如对方所提非亡国条件,宜及时谋和以救危亡而杜共祸。」《龙云转呈汪自河内致蒋委员长如对方所提非亡国条件宜及时谋和以救危亡而杜共祸梗电之回电》,《傀儡政权》,第48页。蒋介石认为,汪所言,为1938年1月之事,而在重庆时,则「未有一言提及」。见致龙云电,《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第1327页。他在电告他的朋友、国民参政会副秘书长彭学沛时也说:他之所以离开中国,「系因中央不愿考虑和议,及本党有进一步容共之趋向」,故不得不「以去就争」《1938年12月21日。《傀儡政权》,第46页。。汪所称「进一步容共之趋向」,指的就是上述蒋介石企图联合共产党,甚至与共产党「合并为一大党」的意见。这就说明,汪精卫不仅主张与日本言和,而且反对蒋进一步「联共抗日」,因此不惜以出走作为向蒋抗争的手段。当然,汪的出走,还有一条很重要的原因,他在致蒋电及致彭电中均未说明,这就是,他准备在重庆国民政府之外,另组政府。 汪精卫出逃与蒋介石的反应 汪精卫在离开昆明时,致电蒋介石,称:在飞赴昆明途中,因「飞行过高,身体不适,且脉搏时有间歇现象,决多留一日,再行返渝」金雄白:《汪政权始末记》,香港春秋出版社,第32页。。汪走后,龙云才致电蒋介石报告:「汪副总裁于昨日到滇,本日身感不适,午后二时半已离滇飞航河内。」《重要史料初编》,《傀儡组织》,第46页。到21日,才向蒋透露,汪精卫到昆明后,态度不像「昔日之安详」,临行时,才告诉自己,「谓与日有约,须到港商洽中日和平条件,若能成功,国家之福,万一不成,则暂不返渝。」电中,龙云还询问蒋介石:「在渝时与钧座切实讨论及此否?」 12月18日这一天,蒋介石原本准备离开重庆,飞赴西安,召开军事会议,但因得悉当日西安气候不良,改变计画。一直到20日,蒋才飞抵西安。21日,蒋在西安主持军事会议。到晚上,才得知汪精卫私自飞到昆明的消息,当即电汪称:「闻兄到滇后即感不适,未知近况如何,乞示复。」《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第1325页。蒋模糊地猜测到汪此行的含义,日记说:「闻汪先生潜飞到滇,殊所不料!当此国难空前未有之危局,借口不愿与共党合作一语,拂袖私行,置党国于不顾,岂是吾革命党员之行动乎?痛苦之至。惟吾犹望其能自觉回头耳!」22日,蒋介石得到龙云的电报,这才比较具体地了解到汪此行的目的,日记云:「不料其糊涂卑劣至此,诚无可救药矣。」在国民党和国民政府内部,汪精卫资格老,地位高,关系多,其出走是具有严重意义的大事,蒋开始估计其影响,在日记中特别写下:「汪去后,对党政军以及各地之关系,应特加慎重」,「外交与对敌或有影响乎?」当晚,蒋介石失眠,至次日晨3时才入睡。23日,蒋继续思考汪出走后的局面:「广东军人,是否受汪影响?」「政府内部,受汪影响之人几何?」他决定,对汪表明态度。 同日,日本首相近卫发表第三次对华声明,「阐明同新生的中国调整关系的总方针」,要求「日、满、华三国应以建设东亚新秩序为共同目标而联合起来,共同实现相互善邻友好、共同防共和经济合作」。这就是所谓「近卫三原则」。在声明中,近卫要求中国承认「满洲国」,允许日军在华北及内蒙驻兵,给予日本臣民「特别开发上之便利」。24日,蒋介石决定驳斥近卫声明。同日下午,蒋介石回到重庆,约集党政首长会谈。这一天,蒋介石在对汪精卫的态度上陷入矛盾。一方面,他仍有「挽救」汪的「政治生命」的想法,日记云:「知汪确有整个背叛党国奸谋,乃决心发表宣言,使其卖国奸计不售,亦所以挽救其政治生命。」「彼虽有意害余,而余应以善意救彼,对于此种愚诈之徒,亦只有可怜与可痛而已。」但他一想起汪与自己过去的不良关系,又觉得不应援手,日记云:「余向来以至诚待之,礼遇之如总理,而彼乃不识大体,不顾国家至此。若复与之合作,使之自拔,岂不愚拙之至乎!」25日,蒋介石谒见国府主席林森,报告汪精卫通敌一事。 26日,蒋介石发表驳斥日本首相近卫的长篇声明,认为近卫所谓「东亚新秩序」和「日满支」协同关系,「就是将中国全部领土变成日本所有的大租界」,「这样一来,中国若不是变为他的奴属国也就降为保护国,而且实际上就是合并于日本」。他批判近卫的所谓「经济合作」,就是「要操纵我中国关税金融,垄断我全国生产和贸易,独擅东亚的霸权」;所谓「共同防共」就是以此为名义「首先控制我国的军事,进而控制我国政治文化以至于外交」。蒋称:综观近卫声明,「日本真正之所欲,乃在整个吞并我国家,与根本消灭我民族」。他号召中国人民「认定目标,立定决心,愈艰苦,愈坚强,愈持久,愈奋勇,全国一心,继续努力」。《傀儡组织》,第38-41页。蒋介石一向很欣赏自己的文笔,这次也不例外。29日,他重读此稿,「甚觉自快」,认为「足使敌知所警戒,变换威胁或计诱之妄念」。《蒋介石日记》,1938年12月29日。 汪精卫的表现和蒋介石迥然不同。他赞成并拥护近卫声明。28日,他从河内致函蒋介石,认为日方的三项声明,「实不能谓无觉悟」,要求蒋把握「不可再失之机」,以之作为「和平谈判之基础而努力折冲」。29日,发表致国民党中央党部诸同志公开信,主张对近卫所提善邻友好、共同防共、经济提携三点,「应在原则上予以赞同,并应本此原则,以商订各种具体方案」。此函通称《艳电》。《艳电》的发表,立即在国民党中央和各地爱国将领、官吏之间激起了愤怒的声讨波澜。 从劝汪赴欧到开除汪的党籍 最初,蒋介石确曾企图挽救汪精卫,至少,要尽量减少汪叛逃的影响。12月25日,蒋介石致电龙云,要龙对汪离开昆明前所述「与日方有约」等语保密,「勿为他人道」。《事略稿本》,1938年12月25日。蒋之所以如此,目的在于为汪精卫留出余地。26日,他在发表声明严辞驳斥近卫的同时,还在为汪精卫打掩护,声称汪之赴河内,只是为了转地疗养。与此同时,蒋介石在思考,是否应该派人去河内劝说汪精卫。《蒋介石日记》,1938年12月26日。能否「以至诚感动之」。《蒋介石日记》,1938年12月27日。 第二天,蒋介石召见汪精卫在重庆的朋友彭浩然,嘱其转电汪精卫,驻港不如赴欧。这一天,蒋介石自感心跳加急,精神极为不佳,但仍勉强办公。同日,他再次致电龙云称:近卫声明,「全为对汪之讨价,彼竟不察,而自上其当。幸此时尚未失足,尚可为之挽救也。」《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第279页。又致电香港《大公报》的主笔张季鸾,要求该报在批评汪精卫时,不要把话说绝:「务当为之宽留旋转余地」,「并本于爱人以德之义,从舆论上造成空气,防止其万一失足之憾。」蒋特别关照,「不可出以攻击语调。此中机微,兄所明悉。」《事略稿本》,1938年12月27日。28日,他接受王世杰建议,通过王致电驻英大使郭泰祺及驻美大使胡适,请二人劝汪:1勿公开主和;2勿与中央断绝关系;3勿住港,但不妨赴欧。 汪精卫的《艳电》于12月31日发表于香港《南华日报》,南洋华侨代表陈嘉庚当日即致电蒋介石,指斥汪精卫「公然赞同日寇亡国条件」,要求蒋公布其罪状,通缉归案,以正国法而定人心。旅美华侨于同一日通电支持,要求「凡主和者请一律以汉奸论罪」。蒋介石也激愤地在日记中指斥汪精卫,「通敌卖国之罪已暴露殆尽,此贼不可救药矣,多行不义必自毙也」。汪出逃之初,他担心连锁反应;现在,则觉得是好事。日记云:「此后政府内部纯一,精神团结,倭敌对我内部分裂与其利诱屈服之企图,根本消除,吾知倭寇不久必将对我屈服矣。」《蒋介石日记》,1938年12月31日。 1939年元旦,蒋介石在遥祭中山陵之后,召开谈话会,讨论汪精卫的《艳电》。下午,召开国民党临时中常会暨驻重庆中央委员会议,决定开除汪精卫党籍,解除其一切职务。会上,曾有人主张明令通缉,因蒋介石反对而罢。汪精卫被开除,蒋介石当日日记云:「实足为党国之大庆也。」不过,他还没有确定对汪的处置办法。1月3日,他在日记「注意」栏中写道:「汪以后之行动与处置。」这就说明,他还在思考中。 刺汪未中,汪精卫发表《举一个例》 汪精卫被国民党中央开除党籍后,很沮丧,陈璧君等则很愤怒。1939年1月4日,刚刚发表对华第三次声明的近卫文縻于1月4日辞职,平沼骐一郎继任首相,另组新阁。一时间,汪精卫与日方断了联系,计画到欧洲或其他国家旅行。7日,龙云致电蒋介石,报告从陈璧君之弟陈昌祖处所得汪精卫消息,建议由蒋派汪的亲信一二人到河内,以私人名义劝汪回国,或在重庆,或在国内任何地方居住,避免与日本勾结。龙云认为这样做,可以使汪免于铤而走险,「对外则团结之裂痕不现,对汪则以后无从活动,日人亦无从挑拨」《傀儡组织》,第50页。。蒋介石得到龙云此电后,误认汪企图「转弯」,1月8日日记云:「汪见无路可走,又想转弯,卑劣已极,宜乎其生无立足之地也。」同日,蒋介石致电龙云,表示「对汪事,此时只可冷静处之,置之不问为宜」。他坚决否定让汪回到国内的意见,认为日方将借此造谣,国内外也会发生怀疑与惶惑。电称:「如为彼计,此时当以赴欧为上策,否则皆于公私有损。」《傀儡组织》,第54页。11日,蒋介石致电宋子文,派郑彦棻到越南劝汪。1月20日,又计画派叶楚伧或陈立夫到越南。1月30日,蒋最后决定派原改组派成员、汪的老部下谷正鼎赴越,同时送去护照和旅费50万元,劝汪去法国等地疗养。谷转达蒋的意见称:「不要去上海、南京另搞组织,免得为敌人所利用,造成严重后果。」罗君强:《伪廷幽影录》,第17页。 在派人劝汪赴欧「疗养」的同时,蒋介石也在做从肉体上消灭汪精卫的准备。1月17日,汪的亲信、《南华日报》社长林柏生在香港被刺。1月26日,蒋介石日记云:「派员赴越。」31日日记云:「港越人员之行动注意。」这里的「员」,应是军统人员;「行动」,应指暗杀计画。此后,蒋介石日记中,连续出现下列记载:2月18日:「汪伪真无赖无耻,吾未见卑劣狡诈之如此也。」 3月15日:「注意:对汪阴谋之对策。」 3月18日:「汪通敌卖国之谋益急,而其行益显,奈何!」终于,在越军统人员于3月19日凌晨接到戴笠的「行动」命令。21日夜,军统人员越墙进入汪在河内的住所,开枪射击,但是阴差阳错,误杀了汪的助手曾仲鸣。3月22日,误刺曾氏的第二天,蒋介石日记云:「汪未刺中,不幸中之幸也。」 曾仲鸣之死使汪精卫更加仇恨蒋介石和国民政府。3月27日,汪精卫写成《举一个例》,除哀悼曾仲鸣之死外,其主要目的在于公布国防最高会议第五十四次常务委员会会议记录。该次会议由汪精卫担任主席。据该记录,1937年12月6日,国防最高会议在汉口中央银行开会,由外交部次长徐谟报告德国驻华大使陶德曼的调停情况,其中谈到12月2日下午,徐谟与蒋介石、顾祝同、白崇禧、唐生智、徐永昌会商日方所提和平条件。白称:只是如此条件,那么为何打仗?徐永昌表示:只是如此条件,可以答应。顾祝同也表示,可以答应。蒋称:如此尚不算亡国条件。嗣后,蒋介石会见陶德曼,表示相信德国及感谢德国好意,可以将各项条件作为谈判之基础及范围。汪精卫企图以此说明,主和并非自己一个人,是「最高机关,经过讨论而共同决定的主张」。他质问说:何以别人可以「主和」,而他汪精卫不行? 针对汪精卫的《举一个例》,蒋介石于4月6日,草拟《驳汪言要点》。11日继续写作修改。日记云:「上午,手拟驳斥汪文,修改稚老最后一段。」他自述「甚觉痛快,因之心神兴奋,几不成寐」。据此可知,当日发表的吴稚晖的《对汪精卫〈举一个例〉的进一解》实为吴、蒋二人的共同作品。 《进一解》一文指斥汪精卫「泄露职务地位上所管的秘密文件,已经够犯罪;又把公家文件,随意添改伪造。」但文章写得过于冗长、晦涩,并不见精彩。蒋介石认为该文「必生效力,而对敌方与汪逆及国内未知抗战利害之封建者发生影响为更大,其效已显见矣。」《上星期反省录》,《蒋介石日记》,1939年4月15日。蒋介石的这一估计,显然过头。4月17日,蒋介石接见中外记者,再次揭露近卫「建立东亚新秩序」的实质,宣称「在这种情形之下,绝对无和平的余地,绝对不是什么巧佞虚伪的投降理论所能动摇我们全国的决心于万一」。《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第1390页。这里所指斥的「巧佞虚伪的投降理论」就是汪精卫的言论。 刺汪不中,军统人员策划再次行动。不过,都没有得到下手机会。蒋介石开始考虑用其他办法对付汪精卫。其4月14日日记预定办法:一、对汪加以刑事处分;二、向法国政府交涉,使汪精卫回国,或不允其离河内。15日,蒋介石邀约叶楚伧、王世杰、陈布雷、张治中等讨论汪案。4月25日,汪在日本特务的严密保护下,由河内到海防,秘密乘船前往上海。显然,重庆国民政府与法国的引渡交涉没有成功。 争取龙云站到抗战一边来 龙云系云南地方实力派,一贯以保持其地位和实力作为其决策的主要出发点。1938年4月,龙云与四川地方实力派刘文辉等致函已经投靠日本的伪北平临时政府委员长王克敏,声称将联络四川、云南、西康、贵州四省,组成反蒋联盟,发起「和平运动」。汪精卫要投靠日本,也企图联络龙云与实力派军人薛岳、张发奎等,割据西南,与蒋对抗。1938年底,汪精卫发表《艳电》,全国纷纷声讨,但龙云却保持沉默。1939年1月上旬,汪派内弟陈昌祖到云南与龙云晤面,出境时被军统人员截住,在陈的皮匣中查获龙云致汪函,函中龙称汪为「钧座」,称蒋为「重庆方面」。其中有「现日方虽内阁改组而政策不变,我方似存幻想,毫无其他办法。不久大战重开,静观如何应付。此刻钧座暂守缄默,甚为得宜,至于钧座所主张各节,将来必有实现之一日」等语。《杂录》,《蒋介石日记》。蒋自记其时间为「廿八年1月23日夕」。因此,蒋对龙的态度始终不放心。1月19日日记云:「滇龙对汪态度不明,此事关系重大,成败存亡,全系于云南唯一之后方,不可不察也。」20日日记云:「敌与汪勾结已深,而滇省是否受其影响,汪之背景何在,皆不得不研究也。」26日,蒋决定派白崇禧赴滇,防龙叛变,同时对龙进行安抚。蒋白之间常有电报往来。2月20日,蒋介石日记云:「志舟不安之心理,如何安之?」 1939年3月21日,军统行刺汪精卫未成,龙云派警务处长李鸿谟去河内慰问。3月30日,汪精卫托李带亲笔手书致龙云,动员龙对《艳电》表态,同时要求龙允许自己回昆明活动。函称:今已三月有余矣,未知先生布置如何?弟非有奢望,但能得先生毅然表示同意于《艳电》主张,弟当即来昆明,声明以在野资格,贡其所见,以供政府及国人之参考。先生对弟,只须以军警之力,保护生命之安全及不干涉言论行动之自由,如此已足。俟将来大局有所变化,再作第二步之进展计画。如此则可以安云南,安西南大局,安中华民国。弟之希望,实系于此。随函并附港报所登《举一个例》。此函表明,汪精卫仍想依靠龙云,以云南为基地,控制西南,对抗重庆国民政府。在信中他力图说明自己「回到内地」的好处:「则声势迥然不同。各方趋附有其目标,国际视听亦有所集。日本对弟,往来折冲,亦比较容易有效。」函末并称:「日本以一再迁延,已有迫不及待之势。」《河内血案》,第239-240页。由此可见,日本方面对汪已有不满,以及汪急于有所表现的心理。 此函为军统人员侦悉,拍成照片,上报蒋介石。蒋先后派李根源、唐生智赴滇防堵。4月22日,唐与龙云谈话,说明汪为人善辩多变,生性凉薄,对人毫无诚意,以及抗战期间,忠奸不两立等种种道理。24日再谈,唐提出三项办法:一、邀汪来滇;二、在云南发表汪函,申言忠奸不两立;三、正式呈请中央发表汪函。龙云同意发表谈话,拥护领袖抗战到底,指斥和议,惟领袖之命是听,但不愿提及汪函。4月27日,蒋介石复电唐生智,声明尊重龙云意见,由彼考量决定,但蒋建议由龙云复汪一函,表示不以汪函所言为然,同时对汪加以正言劝诫。蒋并代龙云起草了复书。5月2日,龙云在蒋稿基础上,改成一稿,批评汪要自己「背离党国,破坏统一,毁灭全民牺牲之代价,反举国共定之国策」。函告严词指责汪精卫:「此何等事,不仅断送我国家民族之前途,且使我无数将士与民众陷于万劫不复地步。此岂和平救国之本,直是自取灭亡,以挽救敌寇之命运耳!」这样,龙云就拒绝了汪精卫的诱惑,坚决站到了抗战一边。函末,龙云劝汪「立下英断,绝对与敌人断绝往来,命驾远游,暂资休憩,斩除一切葛籐,免为敌人播弄。」 云南是西南大省,抗战的重要根据地。假如龙云跟着汪精卫走,对重庆国民政府将构成巨大威胁,中国的抗战形势必然更加艰危。龙云的转变使动荡的局面趋于稳固,对保证抗战胜利有重要作用。至此,追随汪精卫叛逃的只有陈公博、周佛海等一小撮人,不仅龙云,汪精卫寄以希望的薛岳、张发奎等将领,谁都没有跟着他走。民族大义毕竟是一道区别人鬼的重要分水岭,在它面前,任何人都必须慎于举步。

原标题:汪精卫为何请求日本不要进攻美国

一、“战必大败,和未必大乱”的民族失败主义和混乱不堪的“民族主义”思潮是汪精卫对日议和的心理基础和诱因

日本方面得知汪精卫出逃成功后,发表内阁首相第三次对华声明,表示日本政府愿意“和中国同感忧虑、具有卓识的人士合作,为建设东亚新秩序而迈进”。同时申明“中国事件之最终目的,不仅在军事胜利,乃在于中国之新生与东亚新秩序之确立。此项新秩序,系以中国新生后日满支三方面合作为基础”。

汪精卫叛变的电文公开发表前,他给蒋介石写去一封私信:

长期以来,汪精卫认为:日本是个“强邻”,中国不可与之相比,“须知数十年来,中国军事、经济,在物质上着着落后,固不待言,即组织亦幼稚不完备”,故而主张对日本的侵略应在“尽可能范围内,极力忍耐,极力让步。”据此,他提出了“一面抵抗,一面交涉”的对日妥协方针。汪氏辩解道:“中国为什么一步一步的往后退呢?因为中国比较日本进步迟了六七十年,中国的国防力量不能挡住日本的侵略。然而,自“九一八”以来,中国的外交内政的方针是怎样呢?总括说来,在外交上不能挡住日本一步一步的进来,只能想此办法,使我们退得慢些。”正是在这种妥协求和的思想指导下,汪氏在当行政院长时,亲手与日本签订了《淞沪停战协定》和《何梅协定》,并认为是对国家负责的表现。

第二天,国民政府外交部发表声明,指出日本的这一声明意在破坏中国的独立与完整。

汪季新为啥呼吁日本不要进攻米利坚,汪季新公开叛逃前夕。汪季新为啥呼吁日本不要进攻米利坚,汪季新公开叛逃前夕。介石总裁钧鉴:兹有上中央电,除拍发外,谨再抄呈一纸,以备鉴詧。

抗战爆发后,汪氏仍顽固地坚持其中国比日本落后六七十年,抗战必败的观点。他说:日本是“一个国富民强的国家”,中国“军事、经济一切社会组织及社会能力都落人后。”“以一个刚刚图谋强盛的中国来与已经强盛的日本为敌,胜负之数不问可知。”正是从“事事不如人”的国情观出发,汪精卫认为“战必大败,和未必大乱”,“所以应该能和则和。”但是,“和”并不是去投降日本当汉奸,而是欲待国力增强,具备抵抗日军的条件后再试图抵抗日本。1938年10月底,汪精卫说:“以我的主张,现在还不应该发动抗战。候我们有了飞机,可以答复敌人的飞机,我们有了大炮,可以答复敌人的大炮,到那时我们再打。”

一九三八年十二月二十六日,蒋介石发表长篇讲演,言日本人的“所谓新生中国,是要消灭独立的中国,另外产生一个奴隶的中国,世世受其支配。而此项新秩序,则是根据于中国已变为奴隶国后,与日本及其造成之‘满洲伪国’紧密联络而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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诚如毛泽东在《论持久战》中批判亡国论者时所言:他们“看重了强弱一个矛盾,把它夸大起来作为全部问题的依据,而忽略了其他的矛盾,他们只提强弱对比一点,是他们的片面性;他们将此片面的东西夸大起来看成全体又是他们的主观性。所以在全体说来,他们是没有根据的,是错误的。”从这种没有根据的、错误的前提出发,汪精卫叛国投敌就具备了逻辑起点和心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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犹忆本月九日在黄山晋谒时,铭曾力陈现在中国之困难,在如何支持战争;日本之困难,在如何结束战争,两者皆有困难,两者皆自知之及互知之,故调停之举,非不可能。

早年,汪精卫受民族主义思潮裹胁、推动,投身政治斗争。然从一开始,汪氏的民族主义总想就十分混乱,既渗合有大汉族主义乃至沙文主义的因素,又不能区分帝国主义时期的民族斗争与以前的民族斗争的质的不同,且往往将民族主义误为种族主义。

日本人阴谋无非是“以防止赤祸的名义,控制中国的军事;以拥护东洋文明的名义,消灭中国的民族文化;以撤除经济壁垒的名义,排斥欧美势力独霸太平洋;再以‘日满支经济单元’,或‘经济集团’的工具,扼制中国经济命脉”。

外交方面,期待英美法之协助,苏联之不反对,德意之不作难,尤其待日本之觉悟。日本国能觉悟中国之不可屈服,东亚之不可独霸,则和平终当到来。凡此披沥,谅蒙忆及。

辛亥革命前,汪精卫就宣扬过:必须由单一民族建立“民族主义的国家”。在中国,须以汉族为主干实行民族同化;在国际上,凡有政治能力的民族,将要建设单一民族统一的国家,这就是民族主义。而民族帝国主义的含义是指本民族巩固后广收他族以求膨胀。正是从这种错误的民族世界观出发,“七·七”事变后,汪精卫荒谬地将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侵略类比于元朝灭宋、清朝灭明。他说:“中国历史上为外族所侵略半亡者数次,全亡者两次,这些亡,不是侵略者将我们四万万人杀尽,能将我们四百余万方里毁尽,而是我们死了几个有血性的人之后,大多数没有血性的人,将自家的身体连同所有的土地,都进贡给侵略者,以为富贵之地。”当日本侵略者打出中日“同文同种”,“共存共荣”的旗号,妄图欺骗中国人民,汪精卫便用以种族主义为核心的“大亚洲主义”的卖国理论相呼应,极力鼓吹:欧美白种人在吞啮了红色、棕色、黑色等有色人种之后,威胁了黄种人。中日同属黄种人,属同文同种,因此,中日之争是“兄弟之争”,“冤仇宜解不宜结”,完全可以“重归于好”,“只应为友,不应为敌。”从人种自救的目的出发,‘日本只有两条路,一条是以独立灭亡中国,一条是与中国协力共保东亚。”因为中弱日强,由日本为首领导,改造东亚是天经地义的。故而中日战争是“中国解脱英美侵略势力千载一时之良机。”

至于日本人所说的“建设东亚新秩序”,不过是要推翻目前东亚的国际秩序,“造成奴隶的中国,以遂其独霸太平洋宰割世界的企图的总名称”。

今日方声明三项,实不能谓无觉悟,我方如声明,可以之为和平谈判之基础,而努力折冲,使具体方案,得到相当解决,则结束战争,以奠定东亚相安之局,诚为不可再失之机矣。

归结起来,汪精卫的民族失败主义是其对日议和的思想动机和逻辑起点,而其混乱不堪的“民族主义”思潮则构成了汪氏对日议和的理论支柱和必然归宿。

中国在一年半的抗战中,以“前方百余万将士后方数百万民众的死伤牺牲,坚强奋斗,始终不屈”,为整个国家民族的生存“建立了坚强的保障”。

英美法之助力,今已见端倪,惟此等助力,仅能助我结束战争,比较有利,决不能助我至出兵参战,此早为睿断所及,无待赘言。苏联不能脱离英美法以为单独行动,德意见我肯接受和平谈判,必欢然协助,国际情形大致如此,似无可疑。

二、促蒋议和是汪精卫时日议和的必然的最佳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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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前所述,抗战伊始,汪精卫就是一个不折不扣的顽固的主和派。但汪氏明白:自己虽然担任国民党副总裁,国防最高会议副主席,国民参政会议长等要职,实际上并没有多少实权。为贯彻自己的议和主张,促使蒋介石改变既定的抗战国策是汪精卫的必然结论,为此,他做出了如下举动:

而如今的日本“民众无力,朝廷无权,政治家没有节操和见识,坐令少数少壮派军人倒行逆施,妄用了国力动摇了国本,仅往损人利己残人以逞率兽食人的路上走去”。在日本军阀的心目中,“不但没有中国,也没有世界”。

至于国内,除共产党及惟恐中国不亡、惟恐国民党政府不倒之少数人外,想无不同情者,伏望毅然决定,见之施行,不胜大愿,铭经过沈思熟虑之后,始敢为此冒昧之进言。如蒙鉴其愚呈,俯赐矜恕,幸甚,幸甚。专此,敬请崇安。

1、直接面谏与上书蒋介石。汪精卫供认:“自卢沟桥事变以后,我对于中日战争,固然无法阻止,然没有一刻不想着转圜。”为此,“在南京未陷落前……为此事写给蒋介石的信,达十封以上,当面也说过多次”。陈璧君曾交待说,当时,汪乃冒万死谏蒋。汪曰:“如不能战,则不如和。”蒋曰:“抗战易,和平难。”汪怒曰:“谋国者不应以难易定进止,更不能作个人毁誉打算,”蒋终不允……

最后,蒋介石告诉日本人,中国人民将“愈艰苦,愈坚强,愈持久,愈奋勇”!中国人民“宁愿忍受千辛万苦,到了最后关头,宁可举国牺牲来抗战”!

实际上,日本方面向汪精卫承诺的“议和”条件,与日本军政内部的真正立场差距甚远。

2、乘陶德曼调停之机,试图逼蒋就范。抗战初期,由于日本“速战速决”灭亡中国的计划受阻,不得不通过德国驻华大使陶德曼与国民党政府进行“和谈”,以期尽快结束战争。汪精卫认为时机已到,积极推波助澜,乐观其成。1937年12月6日,汪精卫在汉口主持召开国防最高会议常委会,通过了接受陶德曼调停的协议,(www.lishixinzhi.com)企图造成既定事实,逼蒋介石接受。13日,日军占领南京后,提出了更为苛刻的条件,使蒋介石无法接受。但是,汪精卫认为机不可失,要刚刚上任的行政院长孔祥熙签字。汪对孔说:“假如我是你,一定签字……你何必一定要去问蒋,他是负责军事的,不好表态,你签了字,他自然承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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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的“重光堂协议”,完全是出于诱降汪精卫成为日本人的傀儡进而控制中国的目的。之前一直参加与汪派代表密谈的日本人西义显回忆道:“如果说欺骗的话,正是日本欺骗了汪兆铭。因为后来发表的第三次近卫声明,不仅把重光堂会谈特别明确下来的防共驻兵地区和撤兵之条件抽象化了,而且避开了蒙疆这一具体而明确的辞令,躲闪地说成‘特定地点’。还有,关于撤兵的字句也都去掉了。”

3、挟日本之淫威以迫蒋议和。陶德曼调停失败后,汪精卫仍不死心,迫不及待地想恢复与日本的和谈。1938年2月22日,高宗武由汉口前往香港,建立了日本研究所。6月22日,在日本驻香港总领事中村丰一的精心安排下,高宗武秘密抵达东京。在日本期间,高先后与日本内阁多名要员会谈。会谈结果是决定蒋介石下野,由汪精卫“出马”,另立反共反蒋政权与日本实现“和平”。高宗武东京之行是擅自作主,未经蒋介石同意的,故回香港后不敢返回汉口报告。于是他要周隆库代其向蒋介石报告。其中有“日本是在希望汪先生出马”的字句,周佛海看了后,认为以先交汪精卫商量是否删去此句为好,而汪精卫却说,“这是没有关系的。”遂仍照原文交蒋介石看了。汪表示:“我单独议和是不可能的事,我决不瞒过蒋先生。”。这说明,汪精卫想借日本侵略者的势力压迫蒋介石屈服以期实现中日和谈。

然而,二十九日,位于河内的汪精卫发表了致国民党中央党部的《和平建议》电报(即“艳电”),明确阐释日本人的声明一为“善邻友好”,二为“共同防共”,三为“经济提携”。建议中国“对此主张,应在原则上予以赞同,并本此原则,以商定各种具体方案”。

汪精卫也意识到日本人的不可靠,但他只能一不做二不休了。三十日,他通过高宗武向日方提出了四点要求:一、日华两国在完成新东亚建设的基础以前,尽量避免与英美列强发生摩擦;二、在三至六个月内日本方面每月援助港币三百万元;三、日军应对北海、长沙、南昌、潼关等地展开作战行动,“以获得政治效果为目标”;四、彻底轰炸重庆。

上述事实表明,汪精卫始终以促蒋议和作为贯彻自己和平主张的最佳选择,即使在日木“希望汪先生出马”来收拾残局的情况下也不例外。只有当蒋介石完全拒绝接受他的主张,汪精卫才考虑单独与日本商谈和谈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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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汪精卫由主和派到最终成为汉奸经历了复杂而又艰难的心理变化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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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精卫内心的巨大担忧和恐惧,已令他不惜要求敌人进攻自己的国土、轰炸自己的同胞。他的用意是:如果英美等国因为某种摩擦卷入战争,日本就没有任何胜算;同时,只要蒋介石的国民政府顽强坚持抗战而不屈服,日本同样也没有胜算。一旦日本人最终失败了,他这个“第一流人物”也就到了命运终结的时候。

由于蒋介石拒不接受其议和主张,对蒋极度失望的汪精卫除单独与日本商定和谈条件外,似乎已别无良策。1938年重光堂密约的签订是汪精卫撇开蒋介石单独议和的标志,在汪精卫叛国投敌的过程中占有重要的地位。正如今井武夫所言:“这一结果成为汪兆铭政权成立后南京政府与日本政府的密约和日华基本条件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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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光堂密约是一个卖国的和约。因为它载明了一系列丧权辱国的“和谈”条件:“承认满洲国”;“承认日本军的防共驻兵,并以内蒙等地方为防共特别地区,’;“承认帝国臣民在中国内地居住、营业的自由,密切经济合作,尤其关于华北资源的开发和利用,为日本提供特别利益。”如实现了这些条件,中国不仅丧失了东北,而且差不多成为日本的殖民地。但是,为什么如此苛刻的条件,汪精卫竟然接受了呢?是因为汪精卫对形势作了完全悲观的估计,认为日军会继续向西南进军,进而占领全中国,中国抗战必遭彻底失败。汪氏的得力干将周佛海后来解释为什么接受与日议和时说:“一、当时以为日军必继续攻占渝市及西安、昆明等地;二、以日美或日俄战争不必致发生。今乃知两种认识均错误,故和平运动不能不认为失策。”。因此,在汪精卫等人看来,与其战败而亡,不如屈膝求和,它立城下之盟,尚能保全半壁江山。汪氏接受密约,是在两害(抗战必亡和议和会丧失国土)之间相权衡后取其轻的无奈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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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议和,在日军已占领中国大片领土的条件下,撤军乃是最关键的问题,按照重光堂密约,“防共以外的日军,在和平恢复之后,立即开始撤退。”随着中国治安的恢复,两年内撤退完毕。这是对汪精卫最具有吸引力的一条。汪精卫在河内发表的《艳电》也强调了这一关键问题。“其尤为要者,日本军队全部从中国撤去,必须普遍而又迅速,所谓在防共协定期间内,在特定地点允许驻兵,至多以内蒙附近地点为限。”在汪氏看来,密约的履行必须全面而又彻底,如照密约规定的条件去议和,则中国虽然牺牲了满蒙等地利益,但尚能收复被日军占领的大片沦陷区,这是和的条件,而不是投降的条件。

按照重光堂密约,汪氏必须出逃重庆,另在云南、广西等地组建西南政府与日议和。汪氏见到密约后,马上召集周佛海、陈公博、陶希圣、陈璧君等人讨论,先后开会七、八次,对条约表示一致同意,但对汪氏出逃意见不一。汪氏“一直心神不定,每天吃饭后总在上清寺寓所的院子中踱来踱去,一言不发,一个人陷人穷思苦想的苦海中。”汪氏之所以如此盖一方面急于接受日本的议和条件,另一方面又害怕日方出尔反尔,不讲信用,使他陷人里外不是人的绝境。因此,其内心冲突是难免的,这一点,可以从他回答周佛海提出的“你兼外交部长的时候,和日本打过交道,这可算顺手的”问题时,得到印证。汪回答说:“也不尽然。1934年南京日本总领事馆领事藏本失踪案,明明是他们自己捣的鬼,却向外交部要人,借此寻事百般恫吓,其时不正是我兼外交部长首当其冲吗?”。明明知道日本可能不讲信用,汪精卫为何最终决定出逃重庆,单独与日议和呢?这一方面反映了汪希望尽快结束中日之战的焦灼心情:“我自从抗战开始以来……对于觅得和平的意见在会议里,不知说过多少次了,到了广州丢了、长沙烧了,我的意见更加坚决,更加期其实现。”另一方面,汪氏对日本侵略者心存幻想,“我在重庆主和,人家必误会以为是政府的主张,这是于政府不利的。我若离开重庆,则是我个人的主张,如交涉有好的条件,然后政府才接受。”最后,经过长时期内心激烈的思想斗争,汪精卫决定孤注一掷,跳下“火坑”,出逃重庆,单独与日议和。

1938年12月18日,汪精卫等人由重庆经昆明,飞逃河内。日本政府遂于12月22日发表了第三次近卫声明,提出了“相互善邻友好,共同防共、经济提携”的对华三原则。12月31日,汪精卫发表了“艳电”,公然赞同“近卫三原则”。“艳电”的发表,无异于把重光堂密约大白于天下。在民族危机日益深重、全国军民同仇敌汽之时,理所当然地受到了全国人民的一致声讨,汪氏所期盼的抗日阵营内部的分裂化为泡影,组建西南政府的计划完全告吹,汪精卫众叛亲离,处于极端孤立的地位。他在1938年底哀叹:“在河内过的孤独的正月,这在我的一生是不能忘却的。”

组建西南政府的计划破产后,汪精卫陷人了进退维谷的绝境,摆在他面前有两条路可走:“出国”或继续与日议和。汪氏曾一度有接受重庆要其出国的打算。突然,河内刺杀案发生了,汪之秘书曾仲鸣误中而惨死,这是有关汪氏中途变计的关键之一。因曾是他最亲信的部下,其姊曾醒是同盟会的老会员,与汪氏夫妇有很深的感情,而曾夫人方君璧,又是黄花岗七十二烈士之一方声洞的胞妹。基于这两种渊源,汪之对曾,一向视为己子。暗杀手段激使汪先生大怒,他决定改变其出国的计划,考虑由他自己来担当收拾“残局”与实现“和平”的责任。正在这时,日本政府向汪精卫伸出了“援助”之手,4月25日,汪精卫在日本人的保护下,由海防乘船前往上海,决定另组政府,进行和平运动。在出走上海的途中,他“恳请”日本侵略者:“希望日本政府不折不扣地实行第三次近卫声明,如实使四亿中国人知晓日本的政策不是侵略性的。”“如果近卫声明不能如实实行时,我就难免受人讥笑,说是受了日本的欺骗,重庆就不相信日本。”

但是,日本的议和只是灭亡中国的另一种手段,本来就没有将原密约“如实地见诸实行”的诚意,而是得寸进尺,得陇望蜀,非将中国变成它的殖民地不可。1939年12月30日,日本政府逼迫汪精卫签订了《调整中日新关系之协议》,其内容远远超出了重光堂密约,汪精卫所担心的日本不讲信用的局面出现了。这不免使他产生哀怨情绪,他曾悄悄对妻子陈璧君说:“日本如能征服中国,就来征服好了。他们征服中国不了,要我签一个字在他的计划上面,这种文件说不上什么卖国契,中国不是我卖得了的。我若签字,就不过是我的卖身契吧。”到1940年9月,汪氏政府与日本签订了较《调整中日新关系之协议》变本加厉的《汪日基本关系条约》,使中国完全成为日本的殖民地、附属国。但是,汪精卫既离渝而寄身于敌占区,已经丧失了讨价还价的余地。这种始料不及的恶果使汪精卫暗中“悲愤不已”。据当时在场参加签字仪式的朱子家回忆:“那天,他站在礼堂前的阶石上,忍不住两行清泪,从目眶中沿着双颊一滴一滴地向下直流。突然,他以双手抓住自己的头发,用力的拔,用力的拉,俯下头鼻子里不断发出了‘恨、恨’之声,泪水渍满了面部……欢迎大使的军乐起奏了,阿部已经缓缓进来,立在汪氏旁边任翻译的周隆库,低声向汪氏说:‘先生,阿部大使来了。’……汪氏象霍然从梦中醒来,重新露出了一丝苦笑,迎接阿部;同入礼堂,完成了签署手续。”。至此,汪精卫演完了他由主和派到单独议和再到充当汉奸的三部曲,尽管汪氏自我标榜其和平运动为“曲线救国”,但仍掩盖不了其出卖民族利益的卖国实质。

历史,是人们自觉活动的产物。任何历史人物的活动,都是在其自身的思想动机的指引、诱发、刺激下进行的。而“形势比人强”、不以个人意志为转移的各种客观条件和情势,又往往决定性地催生、助长、纠正、逼迫着人们的心理动机。剖析汪精卫一步步沦为不齿于人类的汉奸的心理过程,不但有助于我们加深对抗日战争一个方面的认识,也必将使我们能吸取到更多更深刻的教训。

本文摘自:《民国档案》,作者:蔡双全 杨秀林,原题:《汪精卫叛国投敌心理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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