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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时期,国民党曾学习中共游击战

文章作者:军史 上传时间:2019-05-03

原标题:抗战时期,国民党为什么打不了游击战

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广大军民在敌后战场积极开展游击战争,构成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一大奇观。连日本人也赞叹:在世界战争史上,“虽然有各种各样的游击战,但只有毛泽东率领的中国共产党军队的抗日游击战争,堪称历史上规模最大、质量最高的游击战”。尤其是,中共游击战取得的这种神出鬼没的奇效,引起了国民党方面的关注。

  一训练班的副教育长

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战争中,游击战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红军根据敌强己弱的特点,依托根据地坚持游击战,保存和发展了自己。抗日战争时期,八路军、新四军深入敌后,大规模、长时期地开展游击战,抗击了60%以上的侵华日军和95%以上的伪军。其中有一场游击战以其精妙的配合被视作是抗战时期八路军游击战的教科书。

抗日战争相持阶段,尽管中国军队陆军总兵力已达二百四十二个师又四十个旅,可打起仗来却总是捉襟见肘。

1938年10月,蒋介石在武汉召开高级将领会议,邀请朱德参加。朱德在会上提出了国共两党举办游击干部训练班的建议,被蒋介石采纳。其后,周恩来和叶剑英研究制定了游击干部训练班教育计划大纲。11月,蒋介石邀请中共代表周恩来和叶剑英参加在南岳召开的最高军事会议。这次会议确定自“七七抗战”开始到武汉失守为第一期抗战,以正规战为主;尔后为第二期抗战,实行“游击战重于正规战,变敌后为其前方,用三分之一力量于敌后方”的方针。为此,蒋介石命令各战区划分出若干游击区,指派部队担任游击。

  武汉、广州相继失守之后,中国半壁河山沦入敌手,抗日战争进入了相持阶段,在全国人民奋起抗战的形势下,国民党当局接受了共产党人的建议,决定在湖南南岳衡山举办游击干部训练班(简称南岳游干班)。这是抗战时期国共合作,发展统一战线的一个创举。

1938年10月,贺庆积任三五九旅七一九团团长时,率部在邵家庄打了一个漂亮的伏击战。当时,贺庆积收到雁北敌后武工队送来的情报:在蔚公路上,白天常有成队的日军汽车。在实地勘察并向王震旅长汇报后,贺庆积开始布置伏击战。

就中国军队综合战斗力而言,每场作战都须投入对战日军十倍左右的兵力,此时日军侵华兵力总数已达四十多万,中国军队一线战场配置三百万兵力显然不够。

为了培养游击战的指挥人才,国民政府军委会还专门在衡山举办了3期南岳游击干部训练班,蒋介石亲任主任,聘请了叶剑英等中共将领为教官,传授游击战战略战术和政治工作,周恩来也曾到训练班视察与授课。1939年1月,国民党军训部又编写了《游击战纲要》一书,下发各战区及军事学校,作为研讨游击战之教材。同年6月新四军呈报了有关游击战的工作报告后,何应钦亦曾批示:“此报告颇有价值,可供我军战术研究之资料。”蒋介石也复电叶挺、项英说:“所陈各节颇有见地,已令择列教令,以供我游击各部队之参考。”可见,国民党此时非常重视学习中共的游击战。

  此举酝酿已久。早在日军占领广州,武汉即将失守前夕,朱德到武汉与周恩来面见蒋介石时就提出国共合作办游干班的建议。1938年11月25日至28日,周恩来、叶剑英出席蒋介石在南岳召开的军事会议,再次向蒋提出这个问题。蒋介石在会上说:“二期抗战,游击战重于正规战。”并决定办游干班,要中共派干部去教游击战战法。会后,周、叶就有关办班的具体问题与国民党方面达成协议,并向中共中央作了汇报。毛泽东在同中央几位负责人研究这一问题时说:“去吧,讲我们的一篇道理。”随即,中共中央确定,派叶剑英带一批得力干部去南岳参加主办游干班。①于是,叶剑英在衡阳八路军办事处与周恩来反复商量,决定抽调李涛、边章伍、薛子正、吴奚如、李崇等去担任教官,以及刘澄清、徐天宝、陈宛文、李蕴玉等参加工作,配备一个武装班,立即着手从组织上、教学上进行准备工作。①这期间,中共中央正酝酿对党在南方国统区的组织领导机构进行新的调整。1938年冬,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决定撤销中共中央长江局,成立中共中央南方局,负责领导华南及西南各省的工作。南方局的成员有周恩来、秦邦宪(博古)、凯丰、张文彬、徐特立、吴玉章、叶剑英、廖承志、吴克坚、邓颖超、刘晓、高文华、董必武,以周恩来为书记,1939年1月13日,中央书记处复电南方局:以周、博、凯、吴、叶、董等6人为常委。南方局遵照党中央指示讨论了组织分工问题,叶剑英负责对外联络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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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单位:中央党校党史部)

  西南游击干部训练班(简称游干班)成立后,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正式任命汤恩伯为主任,叶剑英为副主任。不久,改由蒋介石兼任训练班主任,白崇禧、陈诚兼副主任,汤恩伯任教育长,叶剑英任副教育长。周恩来被聘为训练班的国际问题讲师。叶剑英接到通知后,率领中共方面参加办班的教官、工作人员、武装警卫班共30余人前往南岳报到。1939年2月15日训练班举行开学典礼。

贺庆积率团秘密行军,10月28日拂晓抵达设伏地点。上午10时许,一辆辆汽车由北向南驰来,共13辆日军汽车钻进了“口袋阵”。

由于与日军连续苦战近二十个月,中国军队中有不少部队已徒有其名,伤亡过重,缺额甚多,基本失去了继续战斗的能力,亟待补充。

  第一期学员共招收了1046人,编为8个大队。第一、二、三队为各战区送来的军官,第四队为汤恩伯部第三十一集团军教导团的一个队,并有少数战区送来的军官。第五队为军委会政治部及红十字会等各单位送来的青年学生。第六队为西南行营派送的军官与学生及八战区迟到军官,并有上海纱厂女工抗日宣传队50余人。第七队主要为曾被国民党衡山县党部解散的衡山青年战时工作队。第八队为国民党中央军校调来的一队工兵学生。各战区送来的军官大部分具有黄埔军校、南京军校以及云南讲武堂、东北讲武堂毕业的学历。这些人当中少部分是上校、中校军衔,大多数为少校军衔。各队均不分学员职级与水平,采用混合编制。训练班有教官和科室管理人员95人(中、少将11人)、8个大队的长官52人(少将4人)。学制定为3个月。训练内容包括:军事教育,以游击战的战略、战术及爆破技术为主;政治教育,①在中共衡阳市衡山县党史办查阅的资料,1986年12月。

“轰隆”一声巨响,第一颗地雷拉响了,日军第一辆汽车应声炸翻。紧接着,一串串地雷、一捆捆集束手榴弹被引爆。日军汽车有的被炸翻,有的着火,有的企图掉头逃跑,又被后面汽车拦腰顶撞,公路上乱作一团。

南岳军事会议提出在全国征调百万新兵的计划。虽然中国人口充沛,壮丁不少,但散沙一样的国民征调起来十分困难;且中国军队的官兵,特别是新兵,普遍缺乏政治和军事训练。

  以民众运动及游击战政治工作为主。军、政教育课程比例各队有别,大致占受训时间的55%和45%。

贺庆积命令司号员吹冲锋号,全团指战员犹如猛虎下山向敌人冲杀过去。一营在营长常修芮、教导员彭清云带领下,冲锋在前,与鬼子展开白刃战。彭清云突然发现一个胸前挂着望远镜的日军官正依托炸翻的汽车,挥着战刀指挥日军顽抗。彭清云是个神枪手,一枪将日军官击倒,日军顿时大乱。事后得知,被击中的是日军独立混成第二旅团旅团长常冈宽治少将,他身负重伤后虽侥幸逃脱,但其望远镜作为八路军的战利品,成为王震的随身之物。

因此,南岳军事会议确定了“三分之一”计划:三分之一的部队担任一线作战,三分之一的部队担任敌后游击,另外三分之一的部队调到后方整训,争取一年之内把全国军队轮训一遍。

  训练班本部设在南岳圣经学校。叶剑英和中共方面人员集体住在山脚下一处名为“桔盈圃”庄园内,并配有电台一部,救护车一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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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在战争仍在进行的时日里,这一轮训计划直到数年后战争结束时都没能完成。

  在主办训练班过程中,叶剑英力争采用红军军事教育的一些行之有效的办法:努力实行民主管理,坚持启发式教学,同教职学员打成一片,大力开展学习竞赛和实践活动,加强政治工作和思想工作。叶剑英经过认真思索,向汤恩伯提出了在训练班实行“自觉纪律”,强调学员自动、自觉、自愿地参加学习和遵守规章,官长起带头作用,坚决反对粗暴作风。这是国民党军队中从未听说过的新鲜事,实行以后受到了学员的普遍拥护,各队队长也多表赞成。凡是有关教育训练方面的事情,汤恩伯都请叶剑英主持。有些学员开始瞧不起“土八路”,认为游击战搞不出什么名堂来,后来一听讲课,觉得很有道理,就逐渐佩服起来了。

11时,日军四五百人乘10余辆汽车从广灵县增援过来。三营迅速进入预设阵地,以密集火力阻击敌人,前面的两三辆汽车顿时起火,车上的敌人大部被击毙。但日军凭借其兵力和装备的优势,对三营阵地轮番进行冲击。三营居高临下,顽强阻击敌人。12时许,七一九团主力安全转移,三营遂即撤出战斗。此战毙伤日军300余人,摧毁汽车10余辆,缴获100余枪支,子弹10余万发,以及大批军毯、罐头等物资。

三分之一的部队担任敌后游击的设想,显示出中国最高统帅部的这种认识:在战争的第二期,敌后作战的重要性已等同于正面战场。

  据薛子正、吴奚如、刘澄清等回忆,叶剑英借鉴红军学校办学的成功经验,强调教育训练要从抗战的实际出发,严格要求。各门课程的教学大纲和讲义教材,都由他直接审定。他还注意言传身教,鼓励和指点初次任教的薛子正、吴奚如、李崇等八路军教官说,不要慌,充分准备好教材,拟个提纲去讲,千万不要死背。上课时要面向学员,不要光盯着讲义,要自然。还说:“你们是共产党的干部,讲课只能讲好,不能讲坏。”并告诫全体工作人员:“我们是共产党员,每个人都是共产党代表团的成员,我们的一言一行,都代表党,不能给党丢脸。”他还亲自制定“工作六大注意”,即:坚定的立场,苦干的作风,谦和的态度,简朴的生活,虚心的学习,严肃的纪律,并书写张贴在八路军教官集体办公的第一教官室的墙壁上,用以自励和互勉。

此战作为典型战例载入军史,并被评为伏击战的实战教科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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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备课试讲和课终讲评时,叶剑英还特意邀请其他各主要教职员来参加讨论。对此,汤恩伯很赏识,他几次在会议上表扬第一教官室的工作方式与作风。

战争之中,一小点变化都可能左右整个战局,有以小博大战胜的时候,自然也会有失败的时候。

蒋介石决定举办游击训练班,由他亲自兼任训练班主任,并请游击战的行家里手共产党将领出任讲师。

  训练班开课后,经过一段实践,叶剑英于4月23日写了《参加南岳游击干部训练班工作情形报告》,派人送给在重庆的周恩来,并报中央。这个报告对训练班的准备工作及具体组织情形作了详尽的汇报。首先,他概括了教学生活方面的九个优点:(一)较广泛地实行民主。建立了“学员自治会”,学员代表参加学校各种会议。(二)教授法部分地采用了启发式。(三)教员学员均实行集体研究、集体创作。(四)实行“教”、“学”、“做”三合一。(五)教职员与学员生活打成一片,均参加朝会、早操、集体就餐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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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三九年二月十五日,第一期游击训练班正式开学,学员一千零四十六人,分别来自军事委员会指挥机关、中央军校、各战区部队、各地政府机关等。

  (六)区队长由学员选充,提倡自觉纪律。(七)建立学员小组会议(党的、学习与生活的)。(八)建立课外工作,各队出壁报。(九)以南岳附近三个区为实习区,每星期日集体到那里做实际的民众工作,各队订立竞赛条约。

中条山,与太行、吕梁、太岳三山互为犄角,战略地位十分重要。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随着山西各主要关隘的相继失守,中条山的战略地位愈加重要。

教学内容主要包括游击战战略、战术、技术以及民众运动和游击战政治工作。汤恩伯任教育长;叶剑英任副教育长,负责讲授训练班主课《游击战概论》;而周恩来担任国际问题讲师。

  报告的最后部分对训练班的作用、前景作了充分估计,写道:“根据我们现在已有的材料看来,的确证明(国民党方面)开办游训班的动机是包含着两方面的;一方面是真正为了开展敌后游击战的目的,这是为着抗战利益的好的动机;另方面则包含着控制敌后游击战以限制我党所领导之敌后游击战的企图。在这一企图下,渗入了不少以“混资格”为目的的分子。因此,我们的第一个结论是:学员中好的多,坏的少,控制游击战的企图则是越上级越明显,而属中央军派来的学员又较其他派系的为明显。少数顽固分子的阴谋是存在的。根据上列分析,我们认为在统一战线的前途上,这次的工作是有不少作用的。我们相信在游击战方面,首先使他们认识了游击战的重要性与非神秘性,实际的体验了游击战中‘政治重于军事,民众重于士兵’的真理(我们的教材,也着重解释这两个口号)。这就使那些为抗战利益的进步学员,找到一条光明大道,而更接近于我们。同时也给那些少数顽固分子从事实上证明了中共对友党的诚恳态度,与对国家民族的无限忠诚,使他们那种不敢公开的企图,受到了群众的监督,良心的谴责,而有所顾虑,可能使其中一些成见较浅的分子有所觉悟。因此,我们的结论是这次参加游训班的工作,由于我们有坚定的立场,诚恳的态度,一般的说是有收获的,对统一战线是有利的。”①①叶剑英给中共中央、毛泽东的报告,1939年4月23日。

对我方来说,占之,即可以此为根据地,瞰制豫北、晋南,屏蔽洛阳、潼关。进能扰乱敌后,牵制日军兵力;退可凭险据守,积极防御,配合整个抗日战场。

周恩来后来向中共中央政治局汇报说:“这几乎是我们接近中央军官最好的机会,只可惜人去少了。因为人去多,不仅可以扩大我们的影响,而且可以培养我们自己的知名干部。”

  二备受欢迎的“游击战争战略家”

就日方而言,得之,即占据了南进北侵的重要“桥头堡”,既可渡河南下,问津陇海,侵夺中原;又可北上与其在山西的主要占领地相连接,解除心腹之患,改善华北占领区的治安状况。所以,中条山地区被视为抗日战争时期“关系国家安危之要地”。

但是,周恩来也发现,虽然做中央军的工作最重要,但中央军军官却“最难接近,最难工作”。不排除训练班的学员中有决心坚持敌后作战的军官,但是,连蒋介石本人都明白,游击战是共产党武装的专利,国民党军不但学不来,也学不会。

  在训练班,叶剑英不仅负责筹划全盘教育工作,而且亲自讲授“游击战争概论”这门主课。其他的几位教官负责讲授游击战术和游击战中的政治工作。

太原会战后,国民党军队分散在晋南山地进行游击作战,建立了以中条山为依托的游击根据地,八路军所属第2战区与之相邻。

后来的战争进程证明,蒋介石游击作战的设想和计划都没有得到有效执行。

  叶剑英每星期讲课两次,听众很多,有时达二三千人。连国民党第九战区的一些军官也慕名从长沙、衡山赶来听课。当然,来听课的人动机并不相同。据沈醉回忆,戴笠听说叶剑英等在南岳讲课,很想把中共打游击的一套办法学过来,便设法派军统临澧特别班的两个副大队长到训练班工作、听课。

自太原会战后以来,日军一方面重点对八路军抗日根据地大举“扫荡”,一方面也多次攻击中条山国民党军队,但始终没有大的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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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时来听课的,甚至还有南岳各寺庙的和尚。课堂容纳不下时,就在外面广场讲大课。叶剑英上课时通常身穿一套褪了色的军装,讲得深入浅出,通俗易懂。他那精辟的见解,出色的口才,儒雅的风度,深深吸引住了所有在场的听众。

进入1941年后,日军鉴于百团大战后八路军消耗很大尚未恢复,遂决定先打击中条山的国民党军。

毫无疑问,共产党武装不但是敌后战场的绝对主角,而且凭借着民众工作的经验和传统,其军事力量必定以惊人的速度膨胀。因此,中国共产党及其武装力量的存在,至少在日军暂时还没有发动更大规模的进攻时,成为国民党人的心头之患。

  当时国际新闻社的一位战地记者高咏,听了叶剑英的讲课后大为赞扬。

然而,中条山国民党庞大部队竟然不堪一击。从5月7日日军发起攻击开始,中国军队“一经中间突破,各部皆陷于包围零乱之中竟至不可收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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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在一篇通讯中,用一大段文字描绘了叶剑英在讲授“游击战争概论”一课时受到学员热烈欢迎的情景:“在课堂上,游击战争战略家叶剑英先生的游击战争概论一课,最为学员们所爱好。这一门课,在课表上规定是二十小时,占全班军事学科七分之一,每次上课两小时,总要发生学生提延长时间的要求。每一次上课,都是肃穆的空气统治着课堂,游击战争的革命意义,游击队产生的客观条件,游击战的运用,??每一个单字,都在每一个听众的脑子里爬过,也部在每一个听众的笔记簿上爬过。下课的号声响了,听众还是不愿意走,‘再讲五分钟好不好?’,这个问题常常发出来,这话语里充满了迫切的求知心与战士的要求。”①叶剑英不仅讲游击战,而且讲军民团结,讲坚持抗战的道理。有一次,他讲到军民关系,用鱼和水的关系说明进行游击战争必须要紧紧依靠群众,在敌后作战一时一刻也离不开群众。汤恩伯在旁听了,用手指着叶剑英对学员们说,过去我们为什么老打不过他们呢?因为他们同群众是鱼水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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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叶剑英非常注重实践,为了锻炼学员在游击战争中开展政治工作和民运工作的能力,他倡议各队利用节假日到乡间去,并且常常亲自带队前往,训练学员掌握实地宣传组织民众的方法,学习八路军的作风,密切与当地群众的联系。

中条山战役前后历时一个多月,据日方的统计资料,国民党军队“被俘约35000名,遗弃尸体42000具,日军损失计战死670名,负伤2292名”。在国民政府公布的材料中,“综合会战,计毙伤敌官兵9900名”,我军“共伤亡、中毒、失踪官兵达13751员名”。

  但是,训练班内也不是风平浪静的。随着局势的变化,国民党当局在日本帝国主义加紧诱降下,酝酿着反共分裂阴谋。汤恩伯的态度也有所变化。

日军以1比20的微小代价、在极短时间内给国民党军队以沉痛打击。中条山会战被国民政府视为“最大之错误,亦为抗战中最大之耻辱”。

  训练班中的顽固分子借机寻衅,散布流言,制造磨擦,暗中监视中共人员。

此战为何败的那么惨?

  他们不准学员个别接近中共人员,害怕被“赤化”。面对这种情况,叶剑英领导代表团全体成员对训练班里的国民党顽固分子进行了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争取团结更多的抗日爱国军官学员,扩大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影响。①在圣经学校礼堂的学员大会上,在例行的总理纪念周上,叶剑英和其他国民党官员经常发表各自的抗战主张,有时观点相左,甚至发生争执。一次,汤恩伯在学员“朝会”上公开说:“蒋委员长对打败日本是完全①高咏:《记南岳游击训练班》(写于1939年,作者系国际新闻社记者,原文拟在衡阳《大刚报》登载,后破国民党战时新闻处扣发)。

首先是日军全力决战,而中国军队对双方实力缺乏清醒的估计。战前,卫立煌原来是凭着二十六万大军与日军四个师团对峙,所以才能长期坚持中条山防线,并自称“东方马其诺防线”。

  ①访问罗文浪、何正风谈话记录,1986年11月。

但这次战役,日军非常重视,称为“中原会战”,是一举拿出七个师团超过十万的主力部队来决战了,其志势在必得。而中国军队在战前按蒋介石要求,甚至还抽调部队去反共,“中条山的铁柱子”第四集团军被调离,使中条山地区兵力反下降到十七八万人。

  有把握的,但各种迹象表明,共产党今后是否能眼从国民政府的领导,令人产生怀疑。”叶剑英立即上台发言:“中国共产党对国共合作的诺言是忠实履行的,实践孙中山先生的救国主张也是矢志不渝的,不像有些人早上恭读总理遗嘱,晚上恭读总理遗嘱,天天阿弥陀佛,却不去真正进行实践,这样究竟对国家、民挨有什么用?!”说完拂袖而去。

要知道,日军单位战力远超中国军队,整个抗战期间日集中10万以上兵力的攻势不多。这次却以10万打18万,可以说是“占据压倒优势”。

  叶剑英驳斥汤恩伯的事,轰动了整个训练班,造成了很大影响。兼任训练班副主任的陈诚急忙赶来训话。他貌似公正地说:“教育长与副教育长闹意见,是怎么一回事?古人说君子与君子无争,何以故?以能互让故也。他们二人都不能互让,所以争起来了。由此观之,两个都不对。”

按毛的话讲,日军是拿出“把纸老虎当真老虎来打”的干劲了,而中国军队贩卖粮食、烟土,中条山成了经商之地。日本奸细乘机混入,日军特种兵空降到中国军队的指挥部旁潜伏。

  面对训练班内时时泛起的恶流浊波,叶剑英大义凛然,明辨是非,处处维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争取与多数的国民党官员合作处事。他与后来担任教育长的李默庵一直保持着友好关系。李是黄埔第一期学生,十分尊重叶剑英。时过40年之后,李从美国归来,特意看望叶剑英,还恭敬地称他为“老师”。李回忆这段往事,感慨地说:“我是他的学生,在南岳,凡是教育方面的事,都由他作主,他讲的游击战术课,改变了国民党军将领只打正规战的观念。我们也学着发动民众,开展游击战争,消灭敌人有生力量,不计一城一地之得失。这在国民党军中开创了先例,对推动抗日战争起到了很大的作用。”②在训练班第一期任政治部主任的陈烈,曾经加入过共产党,大革命后期脱党,但在国共合作、共同抗日方面表现积极。叶剑英就不咎既往,注意团结,使他在训练班中发挥了应有的作用。由于叶剑英等始终坚持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积极宣传抗日主张,争取团结训练班中一切可以团结的国民党人员,尽管蒋介石密令汤恩伯“谨防共党”,然而共产党、八路军的威信仍然越来越高。许多学员自动到南岳书店购买、阅读毛泽东的《论持久战》、列昂捷夫的《政治经济学》、艾思奇的《大众哲学》等书刊。训练班中共产党方面人员举行“五一”国际劳动节纪念晚会,许多国民党军官偷着来参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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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②访问李默庵谈话记录,1990年9月。

资料图:中条山战役的日军

  三“我来唱一个”

一场血战正在孕育,日军放出狂言,开战一个小时就可瘫痪中国军队的所有指挥系统,而中国军队还浑然不知大难临头而坐以待毙!

抗战时期,国民党曾学习中共游击战。  中共代表团在南岳,生活节奏很紧张,食宿条件比较差。叶剑英和大家一样,艰苦朴素,坚强乐观,朝气蓬勃地进行工作。叶剑英襟怀坦白,对身边的国民党同事以诚相待。这对国民党人员是极好的教育,使他们从共产党人的工作和生活中看到了一个崭新的世界,心向往之。有些人主动靠拢八路军教官,谈心交友,深感10年内战导致国难家破、外寇入侵,盼望着从此携手重建新国家!学员吴众等拜访叶剑英,表示结业后要效力战场,同共产党游击队并肩作战。叶剑英热情地表示欢迎和支持。吴众深受教益,更加追求进步,后来和石坚、吴澎、邝定家等毅然参加了新四军一支队。吴众回忆说:“我曾两次前往中共代表团驻地访问。第一次去访问,正好是午睡的时候,叶副教育长亲切接待我们。我们告诉他,将来到了前方,希望和八路军、新四军的游击队取得联系,他表示欢迎。我毕业后想到广州去,那里有八路军的游击队,希望介绍与游击队取得联系,他也同意了。第二次我们去拿介绍信,那天他不在,正好代表团全体人员会餐,他们留我们三人吃了饭。由吴奚如亲笔写了一封信给广东曲江十八集团军办事处主任云广英。”

其次是战前日军准备认真充分,中国军队则仓促应战。日军为确保会战成功,对主力部队做了山地战的强化训练,并事先清扫周边为突出做好准备,可谓万事俱备只欠东风。

  训练班住在山区,生活十分枯燥、单调。叶剑英带头活跃文化生活,通过开展歌咏演出、读书等文娱活动,提高了大家的文化情趣,并十分注重借此搞好同友军的关系,扩大共产党、八路军的影响。训练班成立后不久,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所属的抗敌演出队第八队到南岳演出。演出队到南岳的第二天,训练班在南岳镇上唯一的“大饭店”南濠酒家举行欢迎宴会。队员们见了叶剑英,都把他围起来,问这问那,争着和他在一桌吃饭,边吃边谈。宴会快结束时,国民党的几个官员突然起哄,要演出队的女队员唱歌。由于他们态度不严肃,八队的队员产生了反感,会场上的气氛顿时变得紧张起来。这时,叶剑英从容不迫地站起来,说:“我来唱一个。”说着,他清了清嗓子,把一只脚踩在桌边的一条小凳子上,声音宏亮地唱起了陕北小调《开荒》:“开荒呀!开荒!前方的战士要军粮。织布呀!织布!前方的战士要衣服。大嫂嫂,老爹爹,丈夫娃娃不要惦记他。我们努力耕织,不少他们穿吃,打败鬼子好回家!”一曲终了,大家非常高兴,报以热烈的掌声。这时叶剑英提议:“八队同志也唱一个!”八队照例由女队员站在前排,先后齐唱了《红樱枪》、《大刀进行曲》等歌曲。宴会最后在活跃、友好的气氛中结束。叶剑英在南岳,一直与八队保持着联系,看他们的演出,给以亲切的关怀。①四动员南岳佛道教界抗日救国周恩来虽然离开了湖南,仍十分关心训练班的工作。4月中旬,他特地赶到南岳,以国民政府军委会政治部副部长的身份,检查游干班的工作,并应大家的请求给学员们作了题为《中日战争之政略与战略问题》的长篇报告,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周恩来、叶剑英在南岳还广泛接触各界爱国人士,引导和支持他们采取各自的方式参加抗日救亡。叶剑英到半山亭寺庙进行宣传讲话,题写了抗日诗词,还陪同周恩来一道会见了祝圣寺法师暮笳、演文、巨赞等人,和他们讨论抗日救亡工作。周恩来在暮笳的纪念册上亲笔题词:“上马杀贼,下马学佛。”强烈地触动了南岳宗教界。后来,巨赞法师在田汉引领下来会见叶剑英,洽谈甚欢。叶剑英联系佛教哲理,宣传团结抗战的道理,使巨赞甚为感动。巨赞同暮笳法师率南岳僧侣200多人,发起“南岳佛教救国协会”。叶剑英知道后建议改称“南岳佛道教救难协会”,以体现“佛教救苦救难”宗旨,团结更多的和尚、尼姑和道教徒一起,从事抗日救亡活动。

而中国军队连上层都思想准备不足,下层部队更是没有任何应战准备,渡口工事没有加强不说,令人匪疑所思是,竟然粮食都没有储备够。

  5月7日,在该协会成立大会上,叶剑英作了题为《普渡众生,要向艰难的现实敲门》的讲演。他说,当我国家民族危难之时,奉劝各位爱国僧侣不要再独坐禅房祈祷、祝福,逃避艰苦的现实而想象将来,那是空洞的无内容的幻想。在亡国灭种的大祸已临到我们的头上时,要行动起来,走出禅房,参加抗日救亡运动,团结全国佛道教徒成为全民族的抗战的一部分。讲话结束时,他引用苏联作家高尔基的一句名言:“站在革命的火焰面前,要自己首先跳进去,才能显现出伟大灵魂的光辉。”宗教界许多爱国人士听了演讲,备受鼓舞,欣然表示要奋身救国。巨赞、暮笳法师组织了一批青年和尚,成立流动工作团和宣传队、救护队,在湘潭、衡山、衡阳等地积极宣传抗日,抢救被敌机炸伤的难民。《救亡日报》刊登了叶剑英的这篇讲演,并发表专文,声援和支持宗教界组织起来抗日救亡。巨赞法师还创办了名为《狮子吼》的月刊,宣传抗战,①①全国佛教协会理事会办公室提供的资料。访问曼慈法师等谈话记录,1986年12月。

以至出现了远途来袭的日军兵精粮足,而守在自己阵地上的中国军队被围后出现“断粮三日”绝境的咄咄怪事!饿你三天,那连“大刀”都提不起来了,所以部队一触即溃。

  五“到敌人后方去,把鬼子赶出去”

第三是日军贯彻作战决心坚决,指挥得当,配合有力,而中国军队进退失据,指挥混乱,部队互不协调。

  第一期学员毕业之前,叶剑英组织指挥了一次大规模军事演习。演习中,学员七队充当“假设敌”。这次演习,由于准备充分,动作逼真,接近实战,学员们一致感到收获很大。国民党的一些官员也对演习作了肯定的评价。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军训部专员程兆熊在对游干班的《视察报告书》中写道:“学员曾向余言及游击战术一课之实地演习情形,谓绝非纸上谈兵之可比,该班训练切实,当可想见。”

战役一爆发,日军各部按计划进行了果断快速的进攻和穿插包围,没有任何迟疑,干净利索得象是教科书上的案例。

  5月15日,南岳游干班第一期学员举行盛大毕业典礼。当叶剑英讲完话带头高呼“抗战到底!”“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中华民族解放万岁!”

而中国军队始终没有象样的作战计划,要么不顾事实地要求“恢复原有阵地”,要么要求“就地固守”,而且很快就失去统一指挥,听任各部各自为战。有的部队尚能顽强抵抗,但更多是不顾友邻拔腿就跑。

  的口号时,会场上群起呼应,激昂的呐喊声震撼着南岳群山,激励着抗日将士的斗志。许多人依依不舍,拿着自己的笔记本、纪念册,纷纷请求叶副教育长题词留念。叶剑英根据不同对象,分别在他们的笔记本、纪念册上题写了“到敌人后方去,把鬼子赶出去”,“路是人走出来的”,“要作大事,不作大官”等寓意深刻的语句,并签上自己的姓名,以资勉励。学员程鲁后晋升为白崇禧部下的少将纵队司令, 1948年感念当年叶剑英的教诲,毅然弃旧图新,率部起义。新中国成立后,他当选为衡阳市政协委员。回首当年,他感慨地说:那时时副教育长在我的笔记本上写了八个字:“要作大事,不做大官”,落款“恭录总理遗言,以赠程鲁同学”。当时我还不大理解,以为只有作大官才能作大事,后来看到国民党大势已去,大官也做不成,又想起叶的题词,感到“反戈一击”才叫大事。国民党汕头驻军某部少校营长李平,学习期间,成为八路军教官的“一个真挚的朋友”。他临毕业向叶剑英等人辞行时,坚定地说:“我一定把这儿所学到的知识,全部运用到实际的战争里!我将用新的战术,与敌人决一雌雄!”这位黄埔出身的青年军官,在共产党、八路军的影响下,成为“一个少壮、勇猛而且进步的军人”,不久,在汕头与日寇血战中以身殉国,实践了自己的诺言。

中条山战役中,中国军队中出现了很多可歌可泣的感人事迹,可惜多数只是壮烈殉国,只有王村一战有点实际意义(日军此役相当部分伤亡是在那里)。我们也不得不承认,多数国军战力低下,士气也不尽人意,甚至轻易降敌,以至出现与日军如此悬殊的伤亡比例。

  叶剑英率领共产党人员参加举办南岳游击干部训练班,取得了很大成功,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周恩来后来给中央的报告中写道:“中央军最重要,但最难接近,最难工作。”“南岳训练班较珞珈山(训练班)更有成绩。这几乎是我们接近中央军官最好的机会,只可惜人去少了。因为人去的多,不仅可以扩大我们影响,而且可以培养我们自己(的)知名干部。”①事实的确如此。通过办班,不仅接近了大批国民党军的中高级军官,而且向他们宣传了毛泽东《论持久战》思想和关于游击战的战略战术,宣传了共产党的抗日路线、方针、政策,使学员认识了游击战的重大意义,并且实际演练了游击战的战法,增加了持久抗战的必胜信心。不少学员毕业以后,运用游击战术,活跃在各地抗日战场上,配合八路军、新四军作战,打了不少胜仗。更有些人效法共产党的办法,直接或间接地支持敌后游击队,开展游击战争,打击敌人。在蒋介石的反共高潮中,有些人写信或想办法派人与“游干班”的中共教官联系,有的还到重庆八路军办事处,寻找曾在“南岳游干班”当过教官的同志,送信送地图。后来,由于国民党特务活动猖獗,他们不能直接去重庆八路军办事处,就把地图、情报包好,写上名字,寄送《新华日报》门市部。日寇投降后,重庆《新华日报》社经常收到这批学员的来信或寄来的①《周恩来传》,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89年2月版,第433页。

中共为何没应蒋要求出兵抗日?

  东西。

以往研究1941年中条山战役中条山战役,当年也称晋南战役。但因为中共解放战争期间也打过一场晋南战役,为避免混淆起见,这里仍用中条山战役一词。

  六团结桂系抗战

的著作论文并不少见,但研究到中条山战役过程国共两党的交涉及其相互态度问题的,却只读过刘贵福的一篇。目前仅见刘贵福在《抗战中期的国共配合作战问题 百团大战、中条山战役为中心的讨论》(《抗日战争研究》2007年第2期)一文中有所讨论。因为刘文占有资料有限,因此多少有点语焉不详。

  叶剑英作为南方局的领导成员之一,在主持南岳游干班期间,十分关心湖南地下党和八路军办事处的工作,及时给予指导和帮助。他乘坐一辆由爱国人士胡文虎、胡文豹兄弟赠送的有永安堂万金油商标的特制汽车,时常来往于南岳、衡阳之间,兼顾地方党的工作,积极开展统战活动。他和秦邦宪去邵阳八路军办事处机关,参加了中共湖南省第一次党代表会议,在会上传达了党的六届六中全会精神,并对开展抗日游击战争和做好党的地下工作作了指示。叶剑英利用他的公开合法身份,把衡山县地下党介绍的一批青年学生吸收到游干班第七队学习,其中许多人后来成为革命军人和优秀的党的干部。他还多次接见南岳地区的抗日报刊记者,谈抗战问题,宣传八路军的战略战术,强调游击战是弱国战胜强国的正确途径。当田汉率领抗敌救亡京剧团巡回演出到南岳时,叶剑英亲自带他们在衡山师古桥向民众演出,激发乡民和士兵抗日保国的民族气概。演出之后,叶剑英登台向观众挥手致意,并发表了激动人心的讲话,动员群众团结起来,把日本鬼子赶出去!观众听了叶剑英的讲话,群情振奋。演出后,叶剑英和田汉去师古桥一所小学校访问,同学校一位姓邝的女教师亲切交谈,了解她在工作上的困难与要求,高度评价了教师们在全民抗战中的作用。这位女教师深为感动,拿出纪念册,请叶剑英题词。叶剑英示意她请作家田汉题诗,田汉想到德国著名军事家赫尔穆斯·卡尔·毛奇的事,挥笔写下了一首七绝:“风云叱咤老毛奇,却把奇功属教师,师古桥边嘶战马,将军亲作教师时。”这首诗既肯定了教师的作用,又描绘了屡建“奇功”的叶剑英将军的高大形象。它不腔而走,很快在群众中流传开来。

近来读邓野《日苏中立条约在中国的争议及其政治延伸》见《近代史研究》2009年第6期。一文,见有专节讨论,而且引述了多种国民党方面的史料,尤其是文章注意到,政治家策略判断的出发点,是“对谁有利,对谁不利”,可谓眼光独到,颇具新意,读后很有收获。

  这期间,衡阳八路军办事处举办党训班,叶剑英给予了具体的指导,并从南岳训练班派出八路军教官给湖南、两广来的50多名党员干部讲课。叶剑英不论白天黑夜,对于凡是来访的人,都热情接待,尤其对地下党的同志,他更是亲切交谈,具体指点。地下党员们都感到很受教育。

中条山战役,发生在1941年5月上旬,至6月上旬即以国民党守军中条山根据地完全陷落而告结束,前后不过30天左右时间。据日本《中国事变陆军作战史》记述称,此役日军只用了21个小时就占领了国民党守军最重要的渡河点垣曲,用35个小时便完成了外侧包围圈,用40个小时完成了内侧包围圈。

  叶剑英在南岳训练班期间,还利用各种机会来往于桂林、重庆之间,进行统战工作。

也就是说,日军从5月7日傍晚开始行动,到9日中午即全部完成了对中条山近20万中国军队的双重合围。之后,日军各兵团反复三次“篦梳扫荡”,直至消灭国民党全部守军为止。

  当时的广西,已成为中国西南抗日大后方。桂林是国民党桂系集团势力的中心,又是共产党与内地及海外联络的一个重要的交通枢纽。因此,团结桂系坚持抗战,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据沈毅然、何启君等回忆,叶剑英在党中央、南方局领导下,以公开的身份,多次到桂林做了多方面的工作。他到桂林时,经常住在黄琪翔为他提供的一处住处。这里实际上是八路军办事处的一个秘密联络点。他与李克农等一起研究具体工作部署,领导办事处人员着重做好桂系的统战工作和广大后方军民的抗日宣传工作。

据日方统计,中国军队此役被俘达3 5万人之众,遗弃尸体约4 2万具,日军战死仅679名,负伤2292名,伤亡不足中国军队1/12,因而,中条山战役成为国民党抗战以来最为惨重和耻辱的一次军事失败。

  1939年5月28日,在桂林各界团体联合举办的第18次时事讲座大会上,叶剑英发表了《积小胜为大胜》的演说。听众非常踊跃,到会有1000多人。

日本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著,田琪之、齐福霖译:《中国事变陆军作战史》第三卷第二分册,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132、135页。

  叶剑英在演讲中,精辟地分析了抗战进入第二期以后的时局,指出我们虽然在战略方面还是以持久来对付速决,可是在战术上则可运用“用全力求小胜”、“以大力打小仗”的办法,消耗敌人的力量,增加自己准备反攻的力量。一定不要忽视小胜,而要争取小胜,“积小胜为大胜”。他说,我们在战略上的防御和战术上的运用,一切都是为着进攻,争取最后胜利的到来。

由于中条山位于晋南,临近之晋东南是八路军主力所在之处,因此,战役开始后不久,意识到中条山根据地坚守困难的蒋介石就多次放话要求八路军采取牵制行动,以配合中条山国民党守军作战。

  这个时期,桂林出版的《救亡日报》、《扫荡报》,及在桂林发行的《新华日报》上,曾先后发表了叶剑英的《二期抗战与游击战》、《正规军当前的任务》、《在敌后的两年》、《游击战线上目前军事问题》等演讲和文章,为扫清在国统区曾流行的“亡国论”,坚持团结抗战,坚持持久战,增强抗战最后必胜的信念,起到了很好的作用。

因为中共方面近两周时间均未采取作战行动,不仅苏联驻重庆的军事总顾问多次向中共驻重庆代表周恩来等表示不满,就连在国统区影响极大的中间派报纸《大公报》也公开发社评,引述日人报纸的挑拨言论,旁敲侧击地责备中共不该袖手旁观。

  为了团结桂系坚持抗战,反击国民党顽固势力阴谋反共投降的逆流,叶剑英协助周恩来对桂系首领李宗仁、白崇禧等人及桂系内民主人士,做了大量的统战工作。他还先后应邀到广西学生军第二团、国民党集团军军官团向官兵们作了《现阶段的游击战与正规战》、《国际形势与抗战形势》的演讲,受到欢迎。5月21日,叶剑英应广西省主席黄旭初和地方建设干部学校教育长杨东药的邀请,在白崇禧的陪同下,骑马到桂林东郊学校,向全校师生作了题为《当前战局之特点》的演说。他还接受进步教授等的邀请,为广西大学全体师生作过形势报告。

集合了中间各重要党派的新成立的中国民主政团同盟,也由主席黄炎培牵头,发表公电,请求八路军即刻出兵配合政府军作战。《为晋南战事作一种呼吁》,重庆《大公报》,1941年5月21日,第2版。

  当时在桂林,国民党当局也曾酝酿与共产党人合作举办南岳式的游击干部训练班。《新华日报》记者以《游击干部的“熔炉”》为题报道说:“游击干部训练班在中国抗战史上是新的一页。在桂林计划如何开办的时候,只要有叶剑英先生来当副教育长,那就好办。他是内行。”①叶剑英在南岳和桂林期间,还同后来成为越南民主共和国主席的胡志明有过一段亲密交往,建立了深厚的友谊。当年胡志明从延安到重庆,又到桂林,在桂林八路军办事处救亡室工作很长一段时间。尔后曾以“八路军桂林办事处通讯班长”的身份到南岳训练班学习和工作。叶剑英回忆说:“我在南岳训练班时,胡志明就在我那里,当挂名的秘书,大家叫他胡光,后来回国了。建国后有一年,他来中国,同毛主席、周总理谈话,说:‘我们今年国庆,想请叶剑英同志全家去。他是我的上司’。毛主席说:‘志明同志,您今天还讲这个话,您已经做越南的领袖了。好,就让他们全家去吧!’后来,我全家到越南去了一趟。”②1939年上半年,叶剑英从桂林去贵阳,带领贵阳交通站负责人之一袁超俊去国民党贵州省党部,找其书记黄宇人交涉营救1938年2月被国民党反动派逮捕的中共贵州省工委黄大陆、李策、王轼、严金生等同志。

显然,邓文注意到了国共两党这时相互间极端不信任的情况。文章根据毛泽东当年说国民党用“激将法”引诱八路军参加作战的说法,认为蒋介石要求中共出兵是“一石二鸟之策”。即“中共如果出兵,可以消耗其实力,如不出兵,则以放弃抗日立场之名,从政治上打击中共”。

  1939年6月初,中共中央调叶剑英去重庆,协助周恩来主持南方局的工作。南岳训练班的有关工作由李涛负责。由于蒋介石在抗战中蓄谋掀起反共高潮,训练班办到第三期时,中共方面的教官和工作人员便全部撤出了。

进而说,日本人这时是一面大举进攻国民党守军,一面却主动配合重庆朝野对中共的攻击,故意散布“中共与日军从不冲突”的消息,“为重庆朝野攻击中共提供口实”。

  叶剑英率中共代表团参加举办的南岳游击干部训练班,尽管时间不长,但在国共合作的抗日战争史上,却写下了十分重要的一页。

最后则认为,因为毛泽东“识破”了蒋介石的“激将法”,日本攻晋南的中条山,毛泽东却执意要部队到晋东南和冀南去作战,“就是不在晋南”配合国民党守卫中条山战略根据地,从而使“蒋之激将法失效了”。

  ①在八路军桂林办事处纪念馆查阅的资料,1987年12月。

依据史料分析论证,得出某种分析或结论,是很正常的一件事情。问题是,邓文上述这些判断或近似结论性的观点,似缺少可靠史料的分析与论证,多系推论或猜测。

  ②叶剑英谈话记录,1982年3月27日。

其一,邓文讲蒋介石实行“一石二鸟之策”,搞“激将法”,只有毛泽东当年的电报猜测为凭。

其二,邓文说毛泽东故意要部队去远离战役进行区域的晋东南和冀南作战,是不让蒋介石的激将法得逞,未举出史料 来佐证。

其三,邓文认定日军电台在战役进行期间散布“中共与日军从不冲突”,“就是为重庆朝野攻击中共提供口实”,同样没有史料支撑。

而且,即使是推论,也要合乎常理常情,合乎逻辑,邓文的上述推论本身或不尽合乎情理,或不大合乎逻辑。

如,文章讲蒋介石搞“一石二鸟之策”,一为逼中共出兵,借机“消耗其实力”;一为中共坚持不出兵,即从政治上打击之,实为蒋之“激将法”。

这里,前一法,即通过种种办法逼中共出兵,可看作是“激将”之法。但后一法,即中共不出兵,进而从政治上打击之,则明显不属“激将”范畴,一并归之为“激将法”,逻辑上显有问题。

而且,照邓文所举史料和常理,蒋这时要中共出兵,目的理当是要八路军帮助牵制进攻日军,以解中条山国民党守军之围。

怎么就解释成了逼八路军出兵,反而是要消耗八路军的实力了呢?蒋到底是要请八路军帮助解国民党军之围,还是要诱骗八路军去让日军消灭,二者只能取其一,逻辑上也不存在蒋这时想要一并达到两个目的的道理。

再如,文章说“把国民党的要求称作激将法,表明蒋的一石二鸟之策,毛已了然于胸”,并认为毛泽东故意让部队去远离战区的晋东南和冀南“配合”,成功地使蒋之策略“失效”。

但问题是,文章同时也承认,蒋激八路军出兵之法“失效”,顺势从政治打击中共之策却实现了。这也就是说,蒋之一石二鸟,毛化解了一击,却没有避免另一击,那又如何能说毛对蒋的“一石二岛之策”,“已了然于胸”呢?

同样,说“晋南之役期间,日军电台多次广播称中共与日军从不冲突,其实就是为重庆朝野攻击中共提供口实”,也有逻辑上的问题。因为,照常理,日军在作战期间公开透露某些信息,理当是为有利于自己作战目的服务的。

国共之间虽有矛盾,却同属抗日阵营,均为日军之敌,说这个时候日军电台有意透露共军消极抗日的消息,“为重庆朝野攻击中共提供口实”,让人颇难理解。因为,提供这种口实来引起国民党和中国公众舆论向中共施压,中共为避嫌,照理势必做样子也要打给国人看,这岂不是给正在进攻的日军自己找麻烦吗?

鉴于邓文上述推论漏洞较多,似是而非,容易造成读者对历史的曲解,笔者不能不对国共两党为何会围绕着中条山战役的配合问题,发生严重分歧和激烈交锋,以及毛泽东为什么坚持不予积极配合的情况,依据现有史料,作出与邓文略有不同,但可能更接近于历史真实的分析与说明。

中条山战役爆发前的国共关系问题

要了解国共两党为何会在1941年5月中条山战役的问题上相互指责和意见冲突,仅仅着眼于4月13日《苏日中立条约》的签订及其冲击,是远远不够的。

我们还需要知道,毛泽东在抗战爆发后是如何制定中共对日作战的军事战略和策略的;在1939年1月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之后两党关系发生了怎样的变化;1940年国共两党的军事谈判曾经导致了怎样严重的军事局面,等等。

而对理解1941年中条山战役过程中中共为何视蒋介石的要求为恶意,坚决加以抵制,更必须要了解,1940年秋冬八路军“百团大战”的进行,和1941年1月爆发的皖南事变,对中共此后的军事政治决策和它对国民党的态度,产生了什么样的冲击。

简而言之,抗战爆发后毛泽东在对日作战的问题上,基本的想法是,考虑到中共力量还太过弱小,因此必须避免过早地与日军正面冲突。在公开的场合,他要求军政领导人向各方解释,说红军不会打阵地战,不会在平原作战,不习惯被集中指挥,技术与装备十分贫弱,只能独立自主地在山地打些游击战。

《毛泽东关于同各方接洽要有谦逊的态度致彭雪枫电》,1937年8月10日,《毛泽东军事文集》第2卷,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第28页。在内部,他则明确地告诉各级领导人,红军不应集中作战,尤不应“暴露红军目标,引起敌人注意”,应“暂时把我军兵力一概隐蔽并养精蓄锐”,以便分散做群众工作。

《毛泽东关于坚持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原则致彭德怀电》,1937年9月21日;《毛泽东关于华北作战的战略意见致朱彭任周电》,1937年9月25日,《毛泽东军事文集》第2卷,第53、61页。他给中共谈判代表的指示也是:

第一,红军在对日作战中只能“充任战略的游击支队”,“坚持依傍山地不打硬仗的原则”;

第二,红军必须保持独立自主,“南京只作战略规定,红军有执行此战略之一切自由”;

第三,红军的主要任务应当放在“发动群众创造根据地组织义勇军”方面,而不应放在作战方面,“因集中打仗在目前是毫无结果可言的”。

《中央书记处关于与国民党谈判的条件给朱德、周恩来、叶剑英的训令》,1937年8月18日;《毛泽东关于坚持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原则致彭德怀电》,1937年9月21日;《毛泽东关于对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争基本原则的解释致彭德怀电》,1937年9月12日,《毛泽东军事文集》第2卷,第33、53 54、44页。

1937年8月22 25日,毛泽东曾在张闻天的支持下,专门在陕北洛川召集了一次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按照上述方针来统一党政军领导人的思想。从他的各种谈话和指示当中,可以清楚地看到,他最大的担心,就是怕国民党把红军全部送上前线,“使不集中,强使听命”,“变为蒋之属下”,尤其是“企图迫使红军打硬仗”。

《毛泽东关于洛川会议将讨论重大军事问题致博林、彭任并告周叶电》,1937年8月18日;《毛泽东关于对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争基本原则的解释致彭德怀电》,1937年9月12日,《毛泽东军事文集》第2卷,第32、44页。他坚持一要独立自主,二要只作山地游击战,中心的目的就是要“保存和扩大红军”。

虽然朱德、周恩来、彭德怀、博古等都坚持应当立即使主力部队投入战争,并相信红军能打大仗,不同意放弃运动战的作战形式,不同意警觉性过高,认为红军的保存发展也要靠打胜仗、树声威,但是,毛泽东、张闻天等还是用强有力的理由促使与会者通过了相关的决议。

他们的理由是:国共两党“在阶级上根本是敌人”,代表着“两种政策,两个前途”。要想使共产党和红军成为抗战的核心,“一切工作准备过渡到工农资产阶级联盟的民主共和国”去,就必须考虑到自身的情况,按照自己的步骤行进。

因为“防人之心不可无”,国民党催着红军上前线难免不会“含有恶意”和“阴谋”,“希望我们削弱、减少”。

再加上蒋介石当时还没有承认改制后的陕甘宁边区政府,红军主力一旦离开陕甘,不仅“日本将集中力量对付我们”,而且蒋介石万一拒不承认中共对陕甘宁边区政府的主导权,届时势必进退失据。

据此,会议达成的结论性意见是,基于革命的基本利益,为“争取民族革命战争的领导权”,必须把保存和发展自己的力量放在第一位。

对日作战必须坚持游击战法,“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跑”,红军出动必须根据两党政治关系发展的情况,分批出发,出发后亦应首先着眼于发动群众和创造根据地。

《毛泽东关于军事和外交问题的报告》,1937年8月22日;《中央关于目前形势与党的任务的决定》,1937年8月25日,《毛泽东选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64年,第367页;《毛泽东关于洛川会议将讨论重大军事问题致博林、彭任并告周叶电》,1937年8月18日,《毛泽东军事文集》第2卷,第32页。

中共中央内部对于毛泽东及洛川会议的方针虽然有不同意见,但随着蒋介石9月22日公开发表声明,在事实上承认了中共的地位和基本上认可了中共主导陕甘宁边区政府的现实,中共中央对蒋介石国民党的猜疑明显减少了。1937年11月底王明等从苏联回国,带来共产国际“抗日高于一切”的方针,更进一步冲击了洛川会议的方针。

在这一年12月召开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毛泽东接受了共产国际提出的政治路线,洛川会议的方针受到修正,但由于毛泽东主管军事,再加上日军推进迅速,中共军队很快变成敌后武装,亦只能背靠山地在敌后农村展开活动,因此基本上还是坚持了独立自主的游击战的作战原则,把主要的工作放在了发动群众和创立敌后根据地上面来了。

由于敌后农村异常空虚,毛泽东的军事策略取得了空前的成功。中共军事主力,如八路军很快就从1937年8月下旬开始参战时的3 4万人,一跃而发展到12月的9 2万人。到1938年底,八路军已经发展到16万人。

到1939年春,更发展到22万人。到1940年6月,连同1938年新改编的新四军,中共正规部队几乎发展到50万人之多。其控制范围,从陕甘宁辖区十几个县的范围,一下子扩大到了华北、华中和华东十个省以上的地域范围,尤其是在山西、河北、山东等地创立了大片的敌后根据地。

《任弼时关于八路军情况的报告》,1938年2月18日;《南方局致中央及前总电》,1939年11月14日;《毛泽东关于目前形势与抗战政策的报告提纲》,1940年6月25日。

并见《中央关于边区等问题与国民党谈判的方针给南方局的指示》,1940年1月10日,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2卷,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2年,第231页。

到1940年春夏,毛泽东就已经在“苦心思索”,年内如何再扩军30万,1941年争取达到100万,以及“中心点是二百万军队”的问题了。《毛泽东关于如何争取军队的问题致彭德怀电》,1940年4月11日;《毛泽东关于目前时局问题的报告》,1940年6月26日。

中共兵力和地盘的急剧发展,不可避免地会刺激当政的国民党。还在1939年初,它就已经深感危机了。1939年1月,国民党召开五届五中全会,通过了“防共”、“限共”的秘密决定。

之后,国民党从中央到地方,接连出台了一系列“防共”、“限共”的重要措施。目的只有一个,就是要防止中共无限制地扩大军力和地盘。

国民党对共产党全面加以限制,两党之间的摩擦冲突自然会日渐加剧。也正是在这个时候,受到英、法与法西斯德国签订《慕尼黑协议》,祸水东引的刺激,苏联于1939年春开始把英、法等视为最危险的敌人。

转而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与德国签订了互不侵犯条约。苏、德达成妥协,导致共产国际在欧洲实行的以反法西斯主义为基础的阶级统一战线政策发生转向。这种情况也影响到原本就对国民党抱有强烈戒心的毛泽东的形势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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