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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沙国际唯一官网:蜀中无老马,历史上另2个

文章作者:军史 上传时间:2019-05-03

原标题:汪精卫为何请求日本不要进攻美国

第一节蒋汪双簧之谜 国民党宣传的历史中,都说抗战前后,汪精卫是主和的、是妥协的、误国的;而蒋介石却是主战的、是抗日的、爱国的。其实,在许多情况下,事实正好相反。 汪精卫从一九三二年就任行政院长以来,就以“跳火坑”的心情,处理国事。其中最大的一个特色,就是他肯替蒋介石背黑锅、受闲气。 蒋介石自从一九二八年济南事变、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变闪躲日本人起,骨子里本来就是真正的主和派。自此以后,一九三三年塘沽协定,出卖华北利权;同年摧残察绥抗日活动,打击抗日分子;一九三五年何梅协定,使华北特殊化,这些都是蒋介石的作为。然而站在幕前背黑锅的,都是汪精卫。事实上,汪精卫本人,对日本原是主战派,一九三一年的九一八事变、一九三二年的一二八事变、一九三五年的古北口之役,他都主张和日本人打,且为了张学良的不抵抗(事实上是蒋介石指令的),一度忍无可忍,通电邀张学良一起下野,因此出国。据陈公博《八年来的回忆》: 汪先生那时不但主持行政院,而且兼了外交部长,我当时大不以为然,在南京的同志也大不以为然。外间的批评都集中于汪先生一人,以为主和的只是汪先生,所以当日许多人都曾劝过汪先生说:上海的淞沪协定为“汪先生”所知的,而塘沽协定是事后才知道的,汪先生也应该分辩一下。汪先生说:“绝不分辩,谁叫我当行政院长?行政院长是要负一切责任的。”汪先生这一句话可以表明他当日的心境。 汪精卫身为行政院长兼外交部长,竟被蒋介石派人去主和,主了和以后,还要汪精卫追认。 陈公博的回忆,告诉了我们:蒋介石是如何在自取美名,却要汪精卫代背恶名?选蒋介石这种性格,甚至他的把兄黄郛有时都气不过。沈亦云《亦云回忆》中收有黄郛一九三三年五月二十七日的一封电报,其中责备把弟说:“希望今后彼此真实地遵守‘共尝艰苦’之旧约,勿专为表面激励之词,使后世之单阅电文者,疑爱国者为弟,误国者为兄也。”——连蒋介石的把兄黄郛都如此,又况汪精卫乎?事实上,当时汪精卫的处境,正是扮误国的角色,为表面爱国的蒋介石,代演衬托的苦戏耳?选 据陈公博回忆:汪精卫开始有主和的倾向,始于一九三三年的长城古北口之役。这次战事,“因为前方将领回来报告,都说官兵无法战争,官兵并非不愿战,实在不能战,因为我们的火力比敌人的火力距离太远了,我们官兵并看不见敌人,只是受到敌人炮火的威胁。汪先生听了这些报告,以后便慢慢有主和的倾向”。到了一九三六年西安事变后,他益发认为“中国对日应该寻出一条和平之路”,否则一旦开战,只是便宜了苏联。 从一九三二年一月二十八日,汪精卫出任行政院长起,国事在形式上是由汪与蒋介石共同负责的,在强敌咄咄逼人的形势下,两人都没有抵抗日本的信心与决心,引起举国哗然。到一九三五年十一月一日,国民党在南京举行四届六中全会,在开幕典礼拍照时,汪精卫被击三枪。这件案子现在已经十分明朗,开枪的凶手是晨光通讯社外勤记者孙凤鸣,通讯社的社长叫胡云卿,都是二十多岁的热血青年,激于“九一八”以后不抵抗的耻辱,决心牺牲个人,除蒋救国。结果蒋没有出来拍照,而枪手孙凤鸣已服鸦片烟泡,毒性将定时发作,乃一不做二不休,退而求其次,向汪精卫开了枪。蒋虽幸免,汪却替蒋挨了枪。(参阅蔡德金《汪精卫评传》页二二八至二三一)汪精卫的老婆陈璧君怀疑是老蒋干的,冤枉了蒋,然而毫无疑问的是,汪与蒋合作,不仅替蒋背了黑锅,还挨了枪。凶手明明是要杀蒋介石的啊?选…… 西安事变之后,“七七”卢沟桥事变之后,中国全面抗战,好像和战问题已经解决了。其实,表面上打得烽火连天,暗地里蒋日和谈不断,甚至于日本偷袭珍珠港之后,蒋介石仍不愿完全切断和谈的线索。 蒋介石于一九三七年七月二十四、二十五、二十六三日分别约见英国、美国、德国、法国大使,希望西方强国调停。其实早于七月十九日,英国外相艾登(AnthonyEden)为了英国在华利益,宣布已与美、法两国联系,并通知南京与东京,愿意斡旋。(见Friedman,BritishRelationwithChina,P.93)七月二十八日,蒋约见英国驻华大使之后,英国驻东京代办多兹拜访日本外相广田弘毅,广田声称卢沟桥事变可由地方解决。但事实上事端更加恶化,英国舆论虽然谴责日本将损及大英利益(TheTimes,10Augustl937),然英国政府仅能做无力的抗议。孔祥熙时任财政部长,经由驻美大使王正廷,要罗斯福总统调停。美国驻日大使格鲁遂向日本外相表示,如有必要,美国愿意帮助解决中日纠纷。(参阅DepartmentofState,ForeignRelationsoftheUnitedStates:Japan,1931—1941,Vot.1.P.435)但是日方,尤其是日本的军方,根本不欢迎英、美介入。而德国正好与蒋介石自二十年代起就有良好关系,自一九三三年希特勒崛起又与日帝建立伙伴关系,并于一九三六年十一月签订德日反共产国际协定,自处于调解中日的有利地位。日本既不好峻拒德国,德国顾及对华关系,不仅希望事变早日解决,而且希望日本考虑德国在华利益,以及提醒日本在华行动可能减轻对苏压力。(参阅Fox,GermanyandFarEasternQuestion,P.233)七月底,德国政府外交部长魏什克(ErnstvonWeizsacker)电告其驻华大使陶德曼(OskarTrautmann):“我们已清楚地使日本人知道,他们不能以反共产国际协定来对付中国,因该协定绝无在第三国攻打布尔什维克主义之目的。”(美国务院编DocumentsonGermanForiegnPolicy,1918—1945,1:P,742,743,参阅P.748)同时德国继续向中国提供军火,亦未立即撤除军事顾问团。德国人最顾虑的还是:由于日本的侵略行动,将使中国投向苏俄的怀抱。(见陶德曼报告,载GermanDocumentsonForeignPolicy,1:P.741,748)此为德国愿意介入的背景,虽然一时仍持谨慎态度。 日本侵华,军方最力,文人政府并不希望战争扩大。广田外相曾于八月初遣使到上海议和,导致八月八日,日本大使与中国外交部东亚司长高宗武在上海谈判。日方提出:一、沿白河建立不设防区,中日军队各自撤退;二、不侵占领土;三、不赔款。高氏代表中国政府表示,基于以上条件和平有望。(参阅《东京战犯审判纪录》,Exh.3260)然而八月九日却发生“大山事件”,最后引发“八一三”淞沪之战,谈判自然流产。 淞沪之战打得血肉横飞,但蒋介石暗中继续试探和平,曾向德国表示是否可以“德日反共协议”来影响日本,德方回答是否定的。(见陶德曼与德外相来往文件,载DocumentsonGermanForiegnPolicy,1:P.741,742)接着于八月二十一日,中苏正式签订了互不侵犯条约,并于九月九日向国联提出申诉,国联遂于十月初召集会议,但广田于十月二十一日声明拒绝参加会议,惟表示愿与中国直接谈判,并示意德国或意大利可为说客。(见德国驻日大使Derksen致德国外交部,载DocumentsonGermanForiegnPoticy,1:P.769—770)一周之后,日本正式向德国驻日大使狄克逊(HerbertvonDerksen)提出:“日本政府欢迎德国促使中国与日和谈。”陶德曼遂于十月三十日会见中国外交部次长陈介,表示愿意作为沟通的桥梁。不久,于十一月三日,广田开出和议七条件,由德国转达。七条件重点是:一、内蒙自治;二、华北设非武装区,委派亲日首长,并圆满解决日本开发矿产事;三、上海非武装区要扩大,由国际警察管制;四、停止排日,修改教科书;五、共同防共;六、减低日本货进口税;七、尊重外国人在华权利。德国驻日大使狄克逊向柏林报告,他相信日本在上开七条件基础上,有和平诚意,故认为值得劝南京接受。柏林对陶德曼的训示也认为这些条件可作为和谈的基础。十一月五日,徐谟陪陶大使自汉口乘车至南京晋见时,蒋介石因犹冀望于尚在开会中的九国公约会议,故推说中国如同意日本的这些要求,国民政府将会被舆论的浪潮冲倒。蒋介石又说:中国不能正式承认收到日本的要求,因为中国现在正是布鲁塞尔的九国公约会议各国关切的对象,各国是有意要在九国公约的基础上觅取和平的。陶德曼说:“我现在采取的步骤仅仅是机密地通知中国政府:日本向我们驻日大使表示的对于和平的意见。” 可是,日本拒绝参加的九国公约会议仍然进行之时,蒋介石见陶德曼这天,日本就在杭州湾登陆,同时安阳失守。十一月八日,太原失守、任县失守。九日,淞江失守。十一日,上海失守、大名失守。十三日,济阳失守。十四日,嘉善失守。十六日,昆山失守。十八日,嘉兴失守、烟台失守。二十日,苏州失守。二十一日,吴兴失守。二十四日,布鲁塞尔会议闭幕,所得之决议仅仅是重申普遍原则,促中日双方和谈,中止战争,完全暴露没有强制力的根本弱点。日本照样进军,二十五日,无锡失守、长兴失守。二十九日,宜兴失守、武进失守。三十日,溧阳失守、广德失守。十二月一日,德国外交部长牛拉特(BaronvonNeurath)告知中国驻德大使程天放说:“为中国利益着想,不要不加考虑便拒绝日本的和平建议,还是尽速议和为好。中国政府迟延议和的时间愈久,中国国家解体的危险也愈大。”(美国国务院DocumentsonGermanForeignPolicy,1918—1945,P.787)十二月二日,蒋介石召集军事长官汇报,先由外交部次长徐谟报告陶德曼从汉口到了南京。各将领问:日本有无旁的条件?徐谟说:据陶德曼所说,只是所提出的七条件,并无别的条件;如能答应,便可停战。蒋介石就问唐生智的意见,唐生智还没答,又转问白崇禧。白崇禧说,只是如此条件,那么为何打仗?徐谟说:陶德曼所提者只是此数项条件。蒋介石又问徐永昌。徐永昌说只是如此条件,可以答应。又问顾祝同,也说可以答应。再问唐生智,也赞同各人的意见。蒋介石就表示:一、德国调停不应拒绝,如此尚不算是亡国条件;二、华北政权要保存。——蒋介石显然慌了。那天下午五点,他接见陶德曼,“愿意以德国大使阁下所提出的各点作为谈判的基础”。另表达两点:一、中国深望:在恢复和平的全部过程中,德国通过调停予以帮助;二、中国在华北的主权和行政权不得改变,必须维持其完整。这就是说:一、一切结果,要请德国人背书,德国人不要放手;二、但求保住华北就好了,东北也不要了,内蒙也不要了。最后蒋介石要求:“必须强调提醒日本:在谈判完成以前,不要公布任何提出的条件。”(参阅《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六编,页一一三)这显然是丢不起人,一切要偷偷摸摸地干。 蒋介石遂于十二月三日再度约见陶德曼,感谢德国政府努力斡旋,愿意接受日本十一月的条件为和谈基础:一、中国接受该条件议和;二、华北领土与主权独立完整;三、德国自始至终调停;四、和谈不涉及与第三国之协议。(见DocumentsonGermanForeignPolicy,P.787—789)陶德曼得到蒋介石的“毅然许诺”后,转报回国。德国外交部认定“日本的建议,差不多在所有的要点上都已得到了满意的反应”,遂在十二月七日,转告日本。可是,此时日军已逼近南京,气焰特甚,广田外相也对以一个月前的条件为和谈基础,表示怀疑,调停发生了意外的变化。十二月十三日,南京失守。 暴日虽相逼如是之甚,蒋介石虽发表一贯抵抗日本的宣言,但陶德曼调停并未因此中断。十二月二十二日,德国大使在汉口提出日本所开的新条件,重点是:一、中、日、满(满洲国,即中国东北)共同防共;二、设立非武装区,并在必要区域内成立特殊政权;三、中、日、满经济合作;四、对日本赔款。日本还提出和约缔结之前,不停止军事行动,并要求中国政府于年底以前接受这些条款。这种条件,连德国也认为太苛刻了,德驻日大使狄克逊即认为中国政府不可能接受。(见DocumentsonGermanForeignPolicy,P.804)德国政府于十二月二十九日照会日本,此种结果将无助于“反共产国际协议”。广田辩称条件可以修改,不过日本驻英大使又谓,日本愿尽早结束战争,然若蒋介石不接受日方条款,则将与中国地方政府媾和。(参阅同书,页八一一、八一二、八一三)尽管如此,蒋介石还是不敢断然拒绝,一九三八年一月十三日,派出外交部长王宠惠,向陶德曼说:“经过适当的考虑后,我们觉得,改变了的条件范围太广泛了。因此,中国政府希望知道这些新提出的条件的性质和内容,以便仔细研究,再做确切的决定。”(见同书,页八一五至八一六)日本外相广田虽说将依此与内阁讨论,实对中国政府的回复极为不满,乃于一九三八年一月十六日上午十时半,将日方强硬回应请德方立即转给汉口,并要求中止德国调停,此即日本首相《近卫文麿声明》,宣称“今后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见《日本外交年表并主要文书》第二册,页三八六至三八七)蒋介石亦在一月十八日做了自我澄清的声明,谓中国将为领土完整及其主权奋战到底。至此,和谈好像是彻底破裂了。事实上,德国调停虽然结束,蒋日间和谈的线索并未中断。 蒋介石于一九三八年春就已建立起渠道,主要是靠孙中山的日本旧友,如萱野长知(一八七三—一九四七)、小川平吉(一八六九—一九四二)、头山满(一八五五—一九四四)、秋山定辅(一八六六—一九五O)等。这批人看似民间人士,实与日本政府关系密切,他们站在其本国利益的立场,又与国民党有历史渊源,自愿为两边奔走和平。 蒋日之间的秘密接触,初由南京失守后出任行政院长的孔祥熙主其事,在香港设有秘密办事处,由柳云龙、杜石山负责。日方资料称柳为蒋介石的外甥,或称蒋母妹妹的儿子,宋美龄曾亲自到香港“指导”,全盘都是蒋门作业。 根据日本外务省档案,国府行政院长孔祥熙于一九三八年一月二十三日,亦即是日相近卫已宣布不以国府为谈判对手之后,曾电请头山满“主持正义,力挽狂澜,设使贵国军人早日醒悟”。同年三四月间,萱野长知的助手松木藏次与孔祥熙的亲信贾存德,在上海中国旅行社秘密见面商谈,松本传达承认满蒙的要求,贾存德则要求日本撤兵。萱野本人也与贾见了面,并由贾带信经港飞汉口报告孔祥熙。孔回信要求双方即刻停战,尊重中国主权,至于日方要求解决满蒙,中国原则上同意,具体问题可于谈判时商定。萱野回到日本后与小川平吉商讨,觉得孔有诚意,小川遂于六月十日分访新任日相宇垣一成与前相近卫文麿。不过近卫不久之前已宣布“帝国政府今后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然小川与宇垣认为仍然需要与国府交涉,必要时可取消旧声明,故颇支持萱野与孔祥熙继续谈判,不久谈判集中到香港。孔祥熙又找到萱野老友马伯援和居正夫人(居正的女儿是萱野的养女)到港相助,特别希望日军暂勿进攻汉口。不过日方又提出蒋介石下野以承担责任的要求无法解决,孔祥熙愿辞行政院长代蒋下野,未为日方接纳。一时之间,蒋介石的下野问题成为和谈的障碍,日本军方对蒋介石尤持坚决排斥态度。 约当此时,外交部亚洲司司长高宗武于七月五日自香港抵达神户。(参阅《汪精卫集团投敌》,页二一二至二七三)高氏日本之行,论者每想当然,以为奉汪精卫之命,其实是奉蒋介石之命,专治汪精卫和平运动的美国学者邦克(GeraldE.Bunker)曾与高宗武做多次访谈,论定高直通蒋介石,“绝非汪之代理人”(KaoinnosenseactingasWang’sagent)。(见Bunker,ThePeaceConspiracy,P.75,80)高宗武早于一九三八年二月就奉命在香港设立以“日本问题研究所”为名的情报机关,暗中与日方联系。三月二十七日,曾与亚洲司日本科科长董道宁在港和日人西义显等会晤后,飞往汉口,于四月三日提出报告,并于五日晨“晋谒委座”。四月十四日,高自汉飞港,“负有秘密使命也”。(《周佛海日记》上册,页七十八、八三十)据西义显《悲剧的证人——中日和平运动秘史》说,蒋介石要高氏转达:“东北与内蒙问题,可留待他日再谈,惟河北省应即交还中国,长城以南中国领土与主权之完整,日方应予尊重。上项条件获日方之谅解,则先行停战,再行谈商细节。”五月三十日,高宗武又自香港来汉口,当时已任宣传部代部长的周佛海,把他送往陈布雷处。(《周佛海日记》上册,页一O六)六月五日,高又“奉命飞港”。六月二十五日,梅思平谒汪精卫后往见周佛海,“谈对宗武赴日之推测”。可见高宗武赴日之前,汉口已知之,汪、梅、周尚需“推测”,证明高奉蒋命,连他们三人都不知详情。当时在汉口军令厅工作的张有谷说,七月六日,侍从室命令派机将求和密函,由飞行员汤卜生驾驶,前往南京,空投给在访的日本秩父宫亲王,若日军停止关内军事行动,东北可以割让。(张有谷《保卫武汉时期蒋介石的一件通敌罪行》,《文史资料选辑》第八辑,页一四一至一四二) 高宗武自日本回到香港后,没有马上报命,周在七月十九日日记上说:“闻宗武返港数日,迄无消息,布兄亦无所闻。”显因日方仍“不以蒋介石为对手”之故,使高觉得无以报蒋之命,结果高宗武于七月二十二日派外交部情报司科长周隆庠,“送其报告呈委座”,没有讳言“对方坚持要委座下野”,周氏也表示“失望”。第二天,周佛海去蒋介石公馆聚餐时,见蒋“打不起精神”。没过几天,周就听说,蒋令“王亮畴托英、美大使,设法由英、美向中日双方提出停战,或向中、日双方提出希望早日结束战争”。(同书,页一二八至一二九)《蒋总统秘录》说,高宗武“成了被日军所利用于为汪兆铭抬轿子的脚夫”,显然是蒋介石的一面之词。蒋于失望之余,悻悻然竟不承认派高宗武去和日本人谈判的事了。 周佛海在七月二十六日记道:“与隆庠谈半小时,嘱其明日赴港,转达一切。”转达什么,虽不知道,很可能是为了可以接受的和平,如不与蒋为对手,非要蒋下台不可,则可由国民党元老汪精卫出马。所以高宗武并没有就此在香港养病,而是继续在港、沪两地与日方交涉,寻又有梅思平参与其事,最后才会有近卫的新声明与三原则。 经过萱野长知与贾存德的沟通,日方虽仍要蒋下野,然而若蒋决心“铲共亲日,媾和尔后有办法”。所谓办法,即体谅蒋一时不能下野的苦衷,答允只须预先做下野表示,“而在和平之后自动实行,当亦无妨。”(《小川平吉关系文书》宇垣还得到裕仁天皇秘密批准,与孔祥熙在军艇上晤面的计划。至此,日方实已修正了“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的主张。九月二十五日马伯援自港取道河内赴渝,与蒋介石、孔祥熙详商。蒋也派郑介民到香港会谈。蒋日和谈即将一拍即合,奈日本内部一直有矛盾,陆相与外相意见尤其不合。陆相板垣征四郎认为汉口即下,国府即将投降,无须发表撤兵声明,并指外相宇垣要与孔祥熙谈判为“国贼”,反对和议。宇垣被迫于九月二十九日辞去外相职务,那已经准备的不寻常会谈也告流产。(参阅杨天石《寻求历史的谜底》,页六O八至六一○;施乐渠《蒋介石在抗战期间的一件阴谋活动》,《文史资料选辑》第一辑,页六十五至六十七) 日本军阀果于十月二十五日攻占武汉,蒋介石发表告全国同胞书,号召“继续贯彻持久抗战”,但是暗中仍继续与萱野等民间人士保持联系。然而日本虽攻下武汉,并不如军方所想,中国会投降。日本政府显然忧心孤军深入,久战不决,增强了媾和意愿,梅思平也有了成绩。周佛海一九三八年十一月二十六日有记,颇堪玩味: (梅思平由港来,略谈,即偕赴汪公馆,报告与宗武赴沪接洽经过,并携来双方签字条件及近卫宣言草稿。 这个草稿,就是十二月二十二日近卫政府发表所谓调整中日邦交,“善邻友好、共同防共、经济提携”三原则的声明(亦称近卫第三次对华声明,全文见《日本外交年表并主要文书》第三册,页四○七)。发表前将近一个月,重庆方面已经知道底案。蒋、汪既然都主和,此三原则无疑可作为和谈的基础。蒋、汪的争执绝非主战、主和之争,蒋之不愿附和,显然因为近卫没有明确撤销先前不与他为对手的声明,而汪则认为应做积极回应。当蒋坚持不肯,汪乃决定脱离重庆,自由表达和平主张,配合近卫三原则的发表,在舆论上造势,逼蒋走向谈判桌来。 汪精卫自重庆出走,是一九三八年十二月十八日的事,这天他由重庆飞往昆明,十九日再由昆明转往河内。二十一日,张群电蒋介石,说汪精卫有电给他,说“拟对和平及防共问题以去就争”。二十二日,日本首相近卫文麿第三次发表“调整中日邦交根本方针之声明”,提出善邻友好、共同防共、经济提携三原则。且以绝无领土野心,尊重中国主权,不要求军费赔偿为说。二十四日,龙云电蒋介石,说汪精卫有电叫他代转,内容是:“在渝两次谒谈,如对方所提非亡国条件,宜及时谋和以救危亡而杜共祸,详容函陈。”二十六日,蒋介石在纪念周上宣布说:“汪先生请假四个月,出国养病,希望早日回来,共商大计。”二十八日,汪精卫有信致蒋介石,认为日方提出三原则之后,“我方如声明,可以之为和平谈判之基础”,进而“结束战争,以奠定东亚相安之局”,要求“毅然决定,见之施行”。汪精卫这封信,收在一九八一年九月国民党党史会出版的《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对日抗战时期》第六编《傀儡组织》第三册里。但信中提到的十二月二十八日“兹有上中央电”,却被做了手脚,未见收入。现据一九四一年三月汪政权宣传部出版的《和平反共建国文献国民政府还都周年纪念册》所收,抄录如下: 兹有上中央一电,除拍发外,谨再抄呈一纸,以备鉴。本月九日,铭谒总裁蒋先生,曾力陈现在中国之困难在如何支持战局,日本之困难在如何结束战局,两者皆有困难,两者皆自知之及互知之,故和平非无可望。外交方面,期待英美法之协助,苏联之不反对,德意之不作难,尤期待日本之觉悟;日本果能觉悟中国之不可屈服,东亚之不可独霸,则和平终当到来。凡此披沥,当日在座诸同志,所共闻也。今日方声明,实不能谓无觉悟。犹忆去岁十二月初南京尚未陷落之际,德大使前赴南京谒蒋先生,所述日方条件,不如此明画,且较此为苛,蒋先生体念大局,曾毅然许诺,以之为和平谈判之基础;其后日方迁延,南京陷落之后,改提条件,范围广漠,遂致因循。今日方既有此觉悟,我方自应答以声明,以之为和平谈判之基础,而努力折冲,使具体方案得到相当解决,则结束战事以奠定东亚相安之局,诚为不可再失之良机矣。英美法之助力,今已见其端倪,惟此等助力仅能用于调停,俾我比较有利,绝不能用于解决战争,俾我得因参战而获得全胜,此为尽人所能知,无待赘言。苏联不能脱离英美法而单独行动,德意见我肯从事和平谈判,必欣然协助,国际情势,大致可见。至于国内,除共产党及惟恐中国不亡、惟恐国民政府不倒、惟恐中国国民党不灭之少数人外,想当无不同情者。铭经过深思熟虑之后,始敢向中央为此提议;除已另函蒋先生陈述意见外,仅再披沥以陈。伏望诸同志鉴其愚诚,俯赐赞同,幸甚,幸甚。专此,敬候公祺。 汪精卫此电把陶德曼调停经过说得很明白,调停之所以失败,因日方改变十一月份可以接受之条件,现在日本既已“觉悟”,回到原来可被蒋介石接受的立场,甚至更加明确,岂有相拒之理?到了第二天,汪精卫即发出著名的艳(“艳”是二十九日电报代日的简写,电载一九三九年一月一日《新闻报》)电给重庆,再度敦促接受调整中日邦交三原则,作为和谈的基础。汪氏这三个文件,俱收入《和平反共建国文献》之中,基本重点只有一个,就是“如能以合于正义之和平而结束战争”,则不妨结束。汪精卫认为:与日本和谈,并不是他个人的私见,他说南京尚未陷落前,德国驻华大使陶德曼从事调停,当时日本开的价码比现在还苛,但是“蒋先生体念大局,曾毅然许诺”。如今一年仗打下来,中国已由武汉撤守而退往四川,处境更差,但日本开的价码反倒比去年宽了,既然这样,为什么不能谈和?抗战的目的既然在保国家的生存独立,如果能以和平得之,为什么一定要打? 汪精卫能够从重庆出走,虽说汪氏副总裁身份特殊,无人敢挡驾,但出走的不止汪一人,陆陆续续,难道蒋介石的特务皆视而不见?再说出走有目的,难道戴笠连这一点情报都没有?其中必有文章。据冯玉祥《我所认识的蒋介石》的回忆,当时就有人说这是“蒋介石汪精卫唱双簧”,冯玉祥举出最明显的理由是: 那时重庆交通完全由军统局戴笠管制,人民出境买飞机票都要先登记,经过审查、核准,高级官吏更要先经蒋介石个人批准,汪精卫带着曾仲鸣、林柏生以及许多人乘坐专机飞昆明,事先既没有政府与党部给他什么任务,戴笠岂有不先报告蒋的道理?说汪精卫是潜逃出重庆,断不可能。汪到了昆明,龙云还有电报来报告蒋,如蒋要阻止他,是绝对做得到的。 对冯玉祥这段话,我们找出一件文件上的旁证。一九八一年九月国民党党史会出版的《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六编《傀儡组织》第三册里,曾收有一九三八年十二月十九日《龙云以汪兆铭经滇飞往河内呈蒋委员长之效电》,内容是: 重庆,委员长蒋钧鉴:僭密。汪副总裁于昨日到滇,本日身感不适,午后二时半已离滇飞航河内。昨夜及临行时两次电详呈。职龙云。效秘印。 这一秘密电文中,最令人注意的是,汪精卫到云南的当晚,龙云就“电呈”了蒋介石;在汪精卫次日临行时,又再度“电呈”了蒋介石。可见冯玉祥所说“如蒋要阻止他,是绝对做得到的”,是确实的。 关于这一疑案,朱子家在《汪政权的开场与收场》(李敖出版社一九八八年版)中,也有论述如下: 当年盛传的蒋汪双簧,是应该有其可能的,连日本人也感觉到了这一点,他们曾公然对我说过:“你们中国人是够聪明的,像是在赌台上赌大小,重庆押大,而南京押小,殊途同归,开出来总有一面是会被押中,而押中的也一定是你们中国人中之一面。”因为如果汪氏的出走,事前不得重庆方面的默许,他不能离开重庆,自更不能离开国境一步。 此外另有一个旁证,汪氏在离渝前曾对陈公博说过:“我在重庆主和,人家必误会以为是政府的主张,这是于政府不利的。我若离开重庆,则是我个人的主张,如交涉有好的条件,然后政府才接受。”(陈公博《八年来的回忆》)据此而观,最后两语,意义太明显了。是由汪氏出面去与日本交涉,条件不好,由汪氏独任其咎;有好条件,政府才出面接受,这不是也可能真是一出双簧吗? 但褚民谊在苏狱中说过几句话:“早有人处心积虑,想把一只臭马桶套在汪先生头上。这次是千载一时的机会,既经动了手,就绝不会轻易放过了。”那岂不是说,本来约定是做假戏,但一出场,就变成做真戏了。这说法的真实性究竟如何呢?又安得再起汪氏于地下而问之?选 这里说“本来约定是做假戏,但一出场,就变成做真戏了”,倒是很可能的。以殷汝耕为旁证,就可明白。殷汝耕在一九三五年成立冀东政府,抗战胜利后被捕,在狱中,他终日念佛,了无嗔意,被提出枪毙时,还从容得很。检察官问他有没有遗言要留,他说:“我很奇怪,当初不是要我组织冀东政府的,为什么今天要枪毙我?”类似殷汝耕的疑案,在缪斌、王克敏等人身上,也都发生过。 汪精卫到河内主要目的就是发表和平主张,采纳与否,权在中央。故发表艳电之后,即准备赴法休养。然而当谷正鼎送来护照与旅费后不久,却发生一九三九年三月二十一日河内刺汪案,结果误中副车,杀死了汪氏秘书曾仲鸣,另有五人受伤。河内法院抓了几个人,以一般凶杀案,草率处理了事。汪氏本人肯定是重庆派人干的,故在《曾仲鸣先生行状》中说:“法文各报皆以大字标明蓝衣社所为,且叙凶手供称,谋杀目的实在兆铭。”(《曾仲鸣先生殉国周年纪念集》卷首)但一时没有确切的证据。哪知凶手们到台湾之后,忽觉自己是锄奸的英雄,一一亮相,如陈恭澍等大写回忆,无异招认,甚至实际开枪的王鲁翘也当上台北警察局长,侃侃而谈,不久遭离奇车祸死亡。河内刺汪案终大白于世,原来是特务头子戴笠奉蒋介石之命干的,戴笠还于二月底三月初亲往河内布置。谷正鼎两度访汪,很可能与戴配合,以观形察势,做好谋杀的准备工作。也可能是单线,谷如陈立夫一样不知情。 我们不认为汪精卫出走前与蒋有默契,汪于一九四O年十一月二十七日致蒋介石感电犹谓:“兆铭痛感艳电以来,荏苒岁月,国命益殆,民病益深,故不及待执事之赞成,亦不及顾执事之反对。”(《和平反共建国文献》,页一四三)但是我们认为蒋眼开眼闭让汪等出走,特务固不敢拦汪,但特务不会上告蒋来做决定吗?蒋不拦汪,必须从蒋本人的主和意愿来理解。他把汪等当试验气球,放出去瞧瞧。然而蒋为何又要谋杀汪精卫呢?我们的理解有两种可能性,其一是蒋氏“兔死狗烹”哲学,让汪发表和平主张之后,由他后续完成,免得日本人想与汪做对手。其二,如果不除去汪,搞不好,和议成功却让汪氏取而代之。更何况汪氏途经云南,与龙云相处甚笃,如果龙云加以响应,将更增加汪之声势,故明知汪有赴法打算,仍怕夜长梦多,为以后蒋日和谈制造麻烦,于是不惜遣特务杀之。 可是误中副车之后,反而弄巧成拙。这一毒辣的行动,刺激了汪精卫,汪乃在三月二十七日发表“举一个例”,公布了一九三七年十二月六日的国民党秘密会议记录,即“国防最高会议第五十四次常务委员会议记录”,证明了主和之意,国民党大员皆有之,蒋介石尤其主其事。文中并提出三个疑问: 第一、德大使当时所说,与近卫内阁去年十二月二十二日声明相比较,德大使所说,可以为和平谈判之基础,何以近卫声明不可以为谈判之基础? 第二、当德大使奔走调停时,南京尚未陷落,已经认为和平谈判可以进行,何以当近卫声明时,南京、济南、徐州、开封、安庆、九江、广州、武汉,均已相继陷落,长沙则尚未陷落,而自己先已烧个精光,和平谈判,反不可以进行? 第三、当德大使奔走调停时,国防最高会议诸人,无论在南京或在武汉,主张均已相同,何以当近卫声明时,又会主张不同,甚至必将主张不同的人,加以诬蔑,诬蔑不足,还要夺其生命,使之不能为国家效力?(《和平反共建国文献》,页八至九) 不仅此也,激动的汪精卫触发了烈士性格,为死友、为主张,干脆一不做二不休,不去法国了,也不理蒋介石高兴不高兴,径自去与日本人谈。…… 有趣的是,蒋介石公开谴责以及谋杀未遂汪精卫之后,继续经由萱野转告新上任的有田八郎外相:他正积极布置准备对付共产党以及对日和平之意不变。其实,不仅嘴巴上说,还起而行,于一九三九年年初召开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时,明显展示反共态度,以配合近卫三原则之二,并设置国防最高委员会。陈诚于二月三日致电在香港的柳云龙说: 今组织之国防委员会,网罗朝野人员,置于蒋氏一人之下,时机一至,便可运用和平而无阻。(《杜石山致萱野长知》,载《小川平吉关系文书》 一个月之后,蒋介石亲自发电给柳云龙、杜石山说: 石山兄台鉴:历次来电,暨萱野翁前日来电,均已诵悉,中日事变,诚为两国之不幸,萱野翁不辞奔劳,至深感佩,惟和平之基础,必须建立于平等与互让原则之上,尤不能忽视卢沟桥事变前后之中国现实状态。日本方面,究竟有无和平诚意,并其和平基案如何,盼向萱野翁切实询明,伫候详复。蒋中正蒙。 此电紧要处,为蒋明显可以接受“卢沟桥事变前后之现实”,也就是说满蒙可以不要,但须重尊中国本部之主权,亦即是陶德曼调停时的第一个日本方案。但蒋怕日本别开新价码,故要“切实询明”日方和平的基案。能不说是求和心切吗?事实上,此时蒋介石已不经手孔祥熙,由自己直接遥控了,宋美龄也于七月十六日亲自飞到香港与萱野面晤。会谈设于香港大酒店三五O号房间,柳云龙代表蒋方提出七点:一、平等互让;二、领土完整、主权独立;三、恢复卢沟桥事变前状态;四、日本撤兵;五、共同防共;六、经济提携;七、不追究维新政府、临时政府人员的责任(参阅杨天石《寻求历史的谜底》,页六至四)基本上响应近卫三原则。杜石山于会后致电蒋介石称:“和平之事,当在汪氏等所欲谋者未成熟之前,始克有济,否则夜长梦多,多一纠纷即添一障碍,届时钧座虽欲当机立断,恐亦为事实之所不许也。”(《小川平吉关系文书》至此,蒋与汪已开始做“和平”竞赛了。接着小川平吉于三月二十四日赴港,听取萱野汇报后,并与蒋方进一步商谈,小川与萱野提出是否可首先讨伐共产党,以实现局部停战,宋美龄与蒋介石的回答都是正面的,并谓可用“密约办理”。杜石山告诉小川,蒋“现已布置了大量嫡系军以对付共产党”,以及“在议和成功之时,望以日本的先锋队进行讨共”。(《小川平吉关系文书》蒋又于四月间派马伯援与小川在港联系,很可能有进一步的表态,但马突于四月二十四日逝世。五月六日,小川又与张季鸾会谈,更明言日本最关切排共。蒋介石反共意愿虽高,但在那个情况下,马上翻脸伐共自大有顾忌。然小川等急于要蒋明确表态,甚至要到重庆来谈。相逼之下,蒋终感化暗为明维艰,想缓一缓,将和平要求先在国防会议提出再说。小川等在杜石山等人一再解释下,对蒋氏苦心表示谅解。 六月间,中共对蒋日和谈已有所闻,乃迫蒋履行诺言,广西方面也表示如果中途妥协,将单独抗战,使蒋更不敢公开表态。此时汪精卫已到东京与平沼首相会谈,但蒋介石不仅仍然保留香港联络点,而且宋美龄再度飞港与柳云龙等会商,并由杜石山会见小川,要求阻滞汪精卫新政府的成立。小川等则想于汪政权成立前,逼蒋公开表态,接受和平条件,因而重申蒋日双方在军舰会谈前议。(阅《小川平吉关系文书》,页六四○至六四三)蒋于七月七日抗战二周年文告,重申抗战到底的国策不变,他能不如此重申吗?但被日方认为缺乏诚意,更倾向汪精卫。不过,蒋于七月十六日在重庆发表军事委员会组织与人选,规定蒋有权执行国府组织法第一一一条之规定,即宣战、议和、缔约的权力,已为蒋全权议和订下法律根据。蒋又于八月初经杜石山转告日方已有分共决心,并派郑介民、王景惠先后赴日,力阻汪日之间的和平运动。小川也开始积极活动,于八月十日走访近卫文麿,并连夜进京会晤首相,提出所谓“战胜国宽宏大度”的第三方案,由小川携赴重庆谈判,同时要求对方派出孔祥熙一级的代表参与预备会议。重庆方面得此报以及汪政府将延期成立之消息后,孔祥熙声言将牺牲一身,决心在参政会提出“和平”案。此时德国与苏联已缔定互不侵犯条约,日苏亦已有妥协迹象。蒋、孔怕孤立,故更加积极求和。但此一世界形势的发展也使日本军方更为嚣张,对日本政府横施压力,被迫于九月十三日声明扶持汪精卫成立中央政府。蒋、日和谈再次触礁。蒋介石对汪组府“深恶痛绝”,不谓无因。唐纵在一九三九年十月二日的日记提道: 委员长发表重要谈话,对汪逆召开伪代表大会及企图成立伪中央政权问题,深恶痛绝。委座从未公开斥辱何人,此为第一次,并表示海枯石烂,永不宽赦。(《在蒋介石身边八年》,页一○一) 照说汪精卫去做“逆”,自毁历史,蒋介石又何必“深恶痛绝”呢?其所以“深恶痛绝”,显因汪破坏了蒋日和谈之故。汪是已下了海的,摆明在搞,然而蒋却一直暗干,想下海因考虑太多而不敢下海?选 一九三九年底,南京的汪政权开场之前,高宗武与陶希圣突然出走,抵达香港后,于一九四O年一月二十一日,在《大公报》上刊登来函,并公布轰动一时的文件——《日支新关系调整要纲》。此为一九三九年十一月的日方草案,修正案改称《日华新关系调整要纲》,于同年十二月三十日签字。由于初次公布的是草案,日方要求十分苛刻,更凸显此一《要纲》的卖国性质。在轰动之余,重庆在宣传与情报战场上,似犹全胜,而使南京汪政权大惊失色,窘态百出,莫可奈何。 高、陶的出走成功,已可确定得自杜月笙以及重庆地下工作人员的协助。陶希圣抵港后,于一九四○年一月十九日收到蒋介石亲笔函,令陶“坦率详陈附逆经过”。黄仁霖于二月十七日自港返渝时,陶托黄转呈回函一件,陶对蒋给予“戴罪图功”的机会,“铭感于衷”,自称罪民陶希圣。然而陶氏此件于二月十三日就被日本情报人员密得,冈崎总领事以第八二号极密件发电给东京外务省有田外务大臣,当晚收达。从此一密件得知,高宗武“之参加汪方,早得中枢谅解”,可证高非仅为汪奔走和谈,也一直为蒋效驱驰。高是蒋之人马,尚有四条旁证: 一、当时汪派国民党怕蒋派国民党谋杀,都不敢住租界,而高宗武独住法租界的花园洋房,因为他心里明白,他是敌人的朋友。 二、一九三九年夏天,高宗武随汪精卫到日本,据亦在随行之列的周隆庠说,影佐祯昭见汪,要把高宗武留在日本,因觉其形迹可疑,但无确实证据,经汪极力反对而未留下。影佐是日本情报头目,显然已有风闻。 三、高宗武到香港后不久赴美,一九四二年五月二十八日,陈布雷打了这样一通电报给驻美大使胡适:“胡大使:咸日由贺主任耀组名义汇上美金四千元,系委座发高君宗武旅学费,即请转交高君,并复为荷。弟陈布雷。勘。”四千美金在一九四二年不是一笔小数目,学费其名,奖金其实。 四、据高宗武本人的访谈,他自港赴美前,蒋介石曾写亲笔信给他,誉为“浙东强人”(见Bunker,ThePeaceConspiracy,P.206),与蒋要求自称罪民的陶希圣,戴罪图功,相映成趣。 汪政权虽然建立,汪记“和平运动”却因高陶事件,受到致命性的打击,但是骂汪逆的蒋介石并未一心主战,仍然继续他暗地里的“和平运动”。一九三九年十二月下旬,日本驻香港武官铃木卓尔中佐,会见了蒋介石的舅子宋子良。几次会谈后,日本支那派遣军总司令部就派今井武夫大佐到香港。一九四O年二月十四日,今井武夫和宋子良在香港东肥洋行会见。商定在二月底举行中日两方正式圆桌会议。今井武夫赶到南京,向西尾总司令报告说,奉命在十九日飞东京向闲院宫参谋总长和畑俊六陆相说明会谈内容。参谋本部立即派谋略课长臼井茂树大佐到了香港,实地了解情况。三月二日,中国代表全体到齐,除宋子良外,还有重庆行营参谋处副处长陈超霖、最高国防会议主任秘书章友三、陆军少将张汉年、张治平等人。 三天之后,蒋宋美龄以治牙为名也到达香港。三月八日会谈开始,在东肥洋行二楼举行。会谈前双方出示证件,以明身份。日方由陆军大臣畑俊六出证明书,中方由最高国防会议秘书长张群出证明书。会谈内容主要有关“满洲国”问题、日华共同防共问题、汪政权问题,以及日本在华北驻兵问题。其中当然以共同防共的意见最趋一致,其他问题也有商量余地。宋美龄于五月间再度来港。宋子良还邀今井武夫在香港海面上游艇中密谈,强调蒋委员长确实想和(见《今井武夫回忆录》,页一四四),如和谈成功,最快可于七月间对共产党进行讨伐。于是六月六日,双方代表经多次磋商后,一致同意由板垣征四郎、蒋介石、汪精卫三人举行长沙会谈。七月二十二日双方在香港签署备忘录如下: 下记日华代表关于进行停战会谈事,系分别遵照板垣总参谋长及蒋委员长意旨,并互相确认各自上司有关进行会谈的亲笔证件后,约定事项如下: 一、时间:八月初旬 二、地点:长沙 三、方法:板垣征四郎及蒋介石商谈日华停战问题 代表铃木卓尔 代表宋士杰 昭和十五年七月二十三日 这就是日本人所谓的“桐工作(KiriKqsaku)”。宋士杰为宋子良的化名,其实宋子良也是特务顶替的。 同时,蒋介石又于六月二十一日致电香港杜石山,再邀萱野前来和谈,并代致“表示后悔”之意。萱野原拟八月初赴港,然因板垣正着手于“桐工作”而受阻。在侍从室工作的唐纵已于八月五日觉察到,“日来和平已在暗中举行,此事关系重大,外间知者极少。”(《在蒋介石身边八年》,页一四五)唐纵并未参与其事,他只是从“许多小征候”观察而知。八月二十八日,戴笠又告诉唐纵,“张季鸾昨天回来,今日又飞香港,这是与日秘密交涉有关。”可为正在进行中的“桐工作”的一个旁证。 这个“桐工作”,可以说是蒋日和谈的最高xdx潮。谈到三个人会谈的地步,实由于战局对中国不利,当时英法都想与日本妥协,日军又已进占宜昌,直接威胁到重庆。蒋于和战之间自然动摇到最严重关头。然而正当“桐工作”积极进行之际,近卫文麿第二次组阁,蒋氏记得近卫有不与他做对手的声明,遂于七月三十一日要求以某种方式撤销,他才放心。他也顾虑到汪日之间的条约,汪政权已经成立,与汪平起平坐也是难题。不过,汪倒是很愿意日本与蒋直接和谈(参阅Bunker,ThePeaceConspiracy,P.155—156),惟蒋提出“有汪无蒋,有汪无和平”的论调,要求汪出国、隐退,甚至把汪交给蒋处理,日方表示难以接受。更重要的是中共发动了“百团大战”,日本人写的《太平洋战争史》认为百团大战“是中日战争开始以来最大的一次激战,给予日本军队以沉重的打击”,并认为中共抗日力量的展示,使“蒋介石不敢脱离抗日阵营”,显然蒋若不抗日,中共还是会继续领导抗日。这种说法已被大陆学者证实,他们更进而指出,百团大战就是因为获知“桐工作”而发起的。若然,则中共救了蒋介石没去当汉奸。蒋介石既然起了犹豫,板垣虽于八月二十二日写来亲笔信,深信三人会谈“当能确立调整两国邦交之基础”,向蒋打气,但蒋终于不敢接受,于九月中旬由宋子良转达,推说重庆意见不一,“目前不应马上举行长沙会谈”。九月十九日,所谓“桐工作”以失败告终。虽如此,蒋介石并未因此放弃和谈。他于同年的十一月一日又托杜石山致电萱野,有谓: 蒋公既以石山等与先生有所约,中日和平路线绝对已有维持,故拒绝红军进攻平津以断日军接济,不准小张复出而重东北纠纷。(《小川平吉关系文书》 我们从这一则密电才知道,蒋介石不放小张原来还有日本因素。 蒋介石又于十一月十六日向头山满与萱野长知致意,说是宋子良擅自与板垣代表晤谈、接受条件,并说宋子良“惧而避之美国”云云,显然要在国民党的日本朋友面前推卸责任。(蒋原函可见于杨天石《民国掌故》,页三二九)其实,连宋子良都是假的。今井武夫到一九四五年才弄清楚,与板垣代表谈判的宋子良,根本是戴笠手下特务曾广顶替的(见《今井武夫回忆录》,页一四六至一四七、一六二),再据参与“桐工作”的香港大学教授张治平于一九五三年访日时,告诉今井武夫,当年会谈蒋介石确是幕后的大老板,由戴笠秘密执行。 蒋介石虽然一再解释,殷勤示意,日本政府仍然于一九四○年十一月三十日正式承认了汪政权。但是蒋介石依然没有死心。一九四一年五月,萱野到澳门,蒋又派柳云龙前往征询和平意见。萱野建议托头山满,蒋即赠相片示意。头山满却不领情,认为蒋不识抬举,对愿提携的日本“反戈”,骂蒋“终竟是傻瓜”?选自此蒋与这些日本“民间人士”无法再从事有意义的谈判。上面这些秘密接触,都是从日本战败后公布或泄漏出来的文件证实的,宣传绝不中途妥协、宣传抗日到底的蒋介石当然是守口如瓶的。这些秘密接触,当然只有他们优为之,他们干了,也不会戴上“通敌叛国”的帽子。 蒋介石暗通日本,多次密谈,只因日本政府受到军方的干扰,拿不定主意,而蒋之一方,则感到难以“化暗为明”,迟迟难决而延误时机,再加上共产党一直在揭他的底,以及半途杀出一个汪精卫,更加搅了局,却让蒋介石最后“八年一觉渝州梦,赢得人间抗战名”?选 最有趣的,照龚德柏《汪兆铭降敌卖国秘史》的说法,汪精卫生前死后的一大罪状,乃在于他“妨碍中日讲和”?选龚德柏是拼命丑诋汪精卫的,但弄巧成拙,岂不正好反证了蒋介石那边在跟日本讲和吗?是以“蒋汪双簧”的谜底是,两人并无默契,各自搞一暗一明的“和平运动”,只因阴错阳差,两人的“努力”不仅不能“合流”,反而相互抵消。“和平”的失败,却让蒋介石熬到意外的“胜利”。 蒋介石与日本讲和的管道,于抗战八年之中,始终不断,连燕京大学校长司徒雷登亦曾于一九三九、一九四○、一九四一年,替蒋向华北日军提过只要长城以南主权的和平条件。(见Shaw,AnAmericanMissionaryinChina,P.125)近人论史,居然还要以为用“抗战到底一词来表达其领导对日抗战的基本方针,足以涵盖一切”(见蒋永敬《蒋中正先生领导对日抗战的基本方针——抗战到底》,载《蒋中正先生与现代中国学术讨论集》第二册,页四九九),请问“涵盖”得了与日寇暗通款曲的事实吗?

金沙国际唯一官网 1汪精卫 汪精卫与蒋介石,两位民国史上举足轻重的人物。他们的一举一动都牵动着历史,他们之间的恩恩怨怨,也格外引人关注。 汪蒋之间的和战分歧 汪精卫与蒋介石之间的分歧源远流长,复杂纷纭,其内容,大体分两类:一为政见之争,一为权力、地位之争。抗战爆发后,二人的分歧除权力、地位之争外,主要集中于对日本的和战态度上。 卢沟桥事变后,汪精卫即反对抗战,认为抗战必败。庐山谈话会上,他将神圣的抗战说得愁云惨淡,调子极为灰暗。他说:“我们所谓抵抗,无他内容,其内容只是牺牲。”庐山谈话会后,汪精卫与周佛海等暗中成立“低调俱乐部”,视主张坚决抵抗日本侵略为唱“高调”。自1937年8月起,汪精卫即连续致函蒋介石,主张对日和谈。8月4日函称:“如认谈判所开尚可接受,则负起和之责任.8月23日函称:“当悉力抗战之时,不惟不宜塞断外交途径,且当力谋外交途径之打开。”9月3日,日本外相广田宏毅发表谈话,声称希望英、美、法等国出面劝说中国,按照1932年签订的《淞沪停战协定》撤兵于该协定“所定范围之外”,“如是则沪战可止”,国民党中宣部禁止国内报刊发布这一消息。汪精卫于9月5日致函蒋介石,要求中宣部开禁,斟酌发表,并由外交部发表针对性的谈话。8日,汪精卫再次致函蒋介石,要求蒋本人或命外交部邀请英、法、美使节,征询意见,说明中国立场与界线,使之相机行事。。12月,南京沦陷,国民党内部出现一片主和声,汪精卫觉得有机可乘,即向蒋进言,由他出面,“以第三者出面组织掩护”。这个所谓“第三者”,即进攻中国的日本为一方,领导抗战的蒋介石为一方,他自己则自居“第三者”。蒋当即拒绝:“此不可能之事也。”在此前后,汪精卫劝说蒋介石与日本言和,共达十多次。 1938年3月,蒋介石筹备在武汉召开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他就设立“党魁制”问题和汪精卫商量,汪精卫不赞成。22日,蒋介石访问汪精卫,讨论日本托意大利出面非正式调停中日战争一事。当日,蒋介石日记云:“世人只知战时痛苦,妄想速和,殊不知和后痛苦更甚于战时,而况为屈服不得已之和乎?”考察文意,这一天,蒋、汪之间可能有比较激烈的意见冲突。蒋在日记中所批评的“妄想速和”的“世人”应该就是汪精卫。25日,蒋介石计划利用临时全国代表大会的决议和宣言,表达抗战意志,对日本进行心理战。日记云:“大会决议与宣言如果有力,则其效果不惟可使敌适可而止,当能使敌知难而退也。”卢沟桥事变后,国共第二次合作,建立抗日统一战线。在一段时期内,蒋介石对“联共抗日”态度积极,日记云:“对共党主感召而不主排斥”,“对各党派主联合”。同时,蒋也决定自己当“领袖”,“推汪为副”。26日日记云:“团结党内,统一国内,是对敌国最大之打击。”29日,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在武昌开幕,代表提案中大多主张在国民党内设立总裁。蒋介石当日日记云:“此时设立总裁,至少可表示本党不妥协之决心,与敌以精神上之打击。”4月1日,大会推举蒋介石为国民党总裁,汪精卫为副总裁。蒋介石心情兴奋,日记称:“对总裁责任应当仁不辞,以救国与对外之道已无他法。此为最后一着,实与抗战增加实力不少,而且确定党国重心,无异于敌精神与其策略上一大打击也。”但是,汪精卫却因居于蒋介石之下,心情极度沮丧,见于形色。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通过了《抗战建国纲领》等一系列文件,坚持抗战,坚持联共。4月1日通过的《大会宣言》声称:“此次抗战,为国家民族存亡所系,人人皆当献其生命,以争取国家民族之生命。”同日,蒋在大会《闭幕词》中声称:“本党同志要站在当政党的地位,发扬这种固有的精神,宽宏大度,至公至正,在三民主义的最高原则之下,来接纳各党派人士,感应全国国民,使共循革命正道。”蒋的这些意见都和汪精卫相反,汪自觉“和平”希望毁灭,自此,对蒋彻底失望。 德国驻华大使陶德曼调停失败后,日本政府恼羞成怒,宣布“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要求蒋介石下野。其后,日本政府一方面转托意大利,接替德国,在中日两国间调停“和平”。同时,积极动员民国初年曾任国务总理的唐绍仪出面组织傀儡政权,与国民政府谈判“和平”。1938年5月初,法学家罗家衡到武汉,见到汪精卫,谈及由唐绍仪出面谈判一事,汪即说:“在辛亥南北议和时,我们俱是在少川先生领导之下进行的。现在的局面,只有少川先生出来与日本谈判才是办法。现在日本不是较以前对华主张缓了一步么?从前日本是不以蒋政府为对象的,现在日本仅主张不以蒋个人为对象了。只要少川先生出来与日本谈判,蒋的下野,是不成问题的。我只要国家有救,甚么牺牲都可以的……”这段话既暴露出汪精卫急于与日本谋和的面目,同时,也暴露出汪精卫对蒋介石失望,急于迫使其下野,取而代之的隐秘企图。同年6月14日,汪精卫的亲信高宗武与日人西义显在香港签订备忘录,准备组织“第三势力”。双方心目中的“第三势力”的领袖就是汪精卫。同月20日前后,意大利驻华大使授意汪精卫致函近卫首相,意图在汪精卫和日本政府之间建立直接联系。同年7月,高宗武在汪精卫鼓励下秘密访日,会见陆军大臣板垣征四郎、参谋次长多田骏以及近卫文麿首相等日方要员,决定“找寻蒋介石以外的人”,以“造成中日之间的和平”,而此人,双方也都认为非汪精卫莫属。影佐祯昭公然对高宗武说:“可否请蒋委员长下野,由汪主席出任负责。” 蒋介石并不了解高宗武在香港和日本的这些活动内幕,但是,他对高宗武擅自赴日的活动强烈不满。6月24日,蒋介石日记云:“高宗武荒谬,擅自赴倭。此人荒唐,然亦可谓大胆矣。”他研究日本态度的反复变化,认为和高宗武的赴日有关。7月22日日记云:“倭阀对我变更态度者,其果误认吾内部之动摇,而与高之荒谬赴倭亦有关系也。”他当然了解高宗武此行和汪精卫之间的关系。25日,蒋介石与汪精卫、张群讨论高宗武的访日报告,日记云:“觉汪神情皆不自然,果有愧怍之心乎?” 10月25日,国民政府自武汉撤退,汪精卫更加丧失抗战信心。11月18日,梅思平、高宗武奉汪之命与日人影佐祯昭、今井武夫在上海重光堂签订《日华协议记录》等文件。《记录》规定双方的“合作”条件有“缔结防共协定”,“承认日本军防共驻兵”,“中国承认满洲国”等六条。其行动计划为:首先由日本政府方面发表上述“合作”的条件,汪精卫等即发表声明响应,“与蒋介石断绝关系”,“见机成立新政府”。26日,梅思平到重庆向汪精卫汇报,随身携带与日方达成的协约以及近卫首相的第三次对华声明草稿。29日,汪急召陈公博到重庆,对陈说:“中日和平已经成熟”,“中国的国力已不能再战了,非设法和平不可了”。“假使敌人再攻重庆,我们便要亡国。”“现在我们已经无路可退,再退只有退西北,我们结果必为共产党的俘虏。”他并向陈透露,准备离开重庆,以个人身份出面,与日本交涉。汪随即召集周佛海、陈璧君、梅思平等会商,决定接受“重光堂协议”,电港通知。当日下午决定:汪于12月8日赴成都,10日到达昆明,近卫首相于12日发表第三次对华声明,互相呼应。 武汉失陷,蒋介石并未随国民政府迁渝,而是到湖南部署继续抗战。10月28日,国民参政会第二届会议在重庆开幕,蒋介石致电会议,认为日军自进窥武汉以来,死伤三十余万,计穷力绌,抗战已入“第二阶段”。他估计,“吾人预定覆灭敌人之计划,必可实现于不久将来。”《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第1308-1310页。11月7日,他在长沙主持军事会议。25日,又在南岳主持军事会议。11月30日,视察桂林,设置军事委员会委员长桂林行营,以白崇禧为主任,统筹西南抗战。直到12月8日,蒋介石才到达重庆。这一天,本来是汪精卫预定的出逃之日,但因蒋的到来,汪不得不改变计划。12月9日,蒋介石在重庆黄山官邸约集孔祥熙、汪精卫、王宠惠、叶楚伧、朱家骅等人谈话。汪精卫坚持对日主和,他表示:中国和日本都有困难。“中国之困难,在如何支持战事;日本之困难,在如何结束战事”,“故调停之举,非不可能”。“日本果能觉悟中国之不可屈服,东亚之不可独霸,则和平终将到来。”蒋介石所言与汪精卫相反,日记云:“下午,与党政各同志谈话,指示以后对倭方针,言明只要我政府不与倭言和,则倭无法亡我。并明告其只要我政府不与言和,则我政府即使失败,国家必可因此复兴。况政府至今决无失败之理,且革命政府旨在主义成功,而不怕一时失败也。”当时,蒋介石正在谋求共产党加入国民党,两党合并为一个新的“大党”。谈话中,汪精卫询及此事,认为“可虑”。国民党关于这一天的谈话,蒋介石后来电告龙云时也说:“中此次在渝,并曾详切面告汪先生等,以日寇之狡狯毒辣,若我有人向其谋和,则寇之狰狞面目必毕露,万不可为。”可以看出,汪主张与日本言和,蒋反对与日本言和。针锋相对,泾渭分明。后来汪精卫回忆说:“12月9日,军事委员长蒋中正至重庆,复激切言之,卒不纳。”可见二人之间辩论的激烈。蒋这一天的态度使汪精卫等大为失望。陶希圣致函胡适说:蒋先生12月8日到重庆。他的态度完全改变。对于国家处境困难,全不考虑。他的全部计划在提携共产党。他说日本没有兵打仗了。他对日本的和议,不假思索的拒绝。这样的变动,以及客观的困难,使汪先生及我们都感到一年半的努力进言都成了画饼,更都成了罪状。眼见国家沦落到不易挽救的地步,连一句负责的老实话都不能说。幻想支配了一切。我们才下决心去国。陶希圣的这段话,生动地描写出蒋介石和汪精卫等人的两种不同精神面貌。汪精卫等人,最初是在国民政府内部“主和”,现在,由于和蒋介石意见对立,只能到政府之外去“主和”了。 12月16日,日本内阁成立兴亚院,其目的在于加强对中国占领区的统治,其总裁由日本首相兼任,副总裁由外相、藏相、陆相、海相兼任。在中国北平、上海、青岛、汉口、广州、厦门等地设有分支机构。此前2日,蒋因感冒未上班。16日,汪精卫到蒋处探病,蒋当日的日记说:“日本对中国之最后目的云者,乃灭亡中国之谓也。兴亚院成为确定对华政策执行之枢纽者,乃以兴亚院为中国之断头台。换言之,灭亡中国之总机关也。因此兴亚院之成立,中国若要自取灭亡,俯首而上断头台则已,否则除抗战拼命以外,再无第二道路矣。”武汉会战期间,蒋也曾幻想过以和平方式结束中日战争,但从这一则日记可以看出,严酷的现实终于使他认识到,摆在中国人民面前的只有抗战一途。当时,日本特务土肥原约原天津市市长萧振瀛到香港见面谈判,蒋决定不准萧赴港,对土肥原“坚拒不理”。 关于汪蒋之间的和战分歧,汪精卫在出逃后曾于12月23日致电蒋介石称:“在渝两次谒谈,如对方所提非亡国条件,宜及时谋和以救危亡而杜共祸。”蒋介石认为,汪所言,为1938年1月之事,而在重庆时,则“未有一言提及”。见致龙云电,《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第1327页。他在电告他的朋友、国民参政会副秘书长彭学沛时也说:他之所以离开中国,“系因中央不愿考虑和议,及本党有进一步容共之趋向”,故不得不“以去就争”。汪所称“进一步容共之趋向”,指的就是上述蒋介石企图联合共产党,甚至与共产党“合并为一大党”的意见。这就说明,汪精卫不仅主张与日本言和,而且反对蒋进一步“联共抗日”,因此不惜以出走作为向蒋抗争的手段。当然,汪的出走,还有一条很重要的原因,他在致蒋电及致彭电中均未说明,这就是,他准备在重庆国民政府之外,另组政府。 汪精卫出逃与蒋介石的反应 汪精卫在离开昆明时,致电蒋介石,称:在飞赴昆明途中,因“飞行过高,身体不适,且脉搏时有间歇现象,决多留一日,再行返渝”。汪走后,龙云才致电蒋介石报告:“汪副总裁于昨日到滇,本日身感不适,午后二时半已离滇飞航河内。”到21日,才向蒋透露,汪精卫到昆明后,态度不像“昔日之安详”,临行时,才告诉自己,“谓与日有约,须到港商洽中日和平条件,若能成功,国家之福,万一不成,则暂不返渝。”电中,龙云还询问蒋介石:“在渝时与钧座切实讨论及此否?” 12月18日这一天,蒋介石原本准备离开重庆,飞赴西安,召开军事会议,但因得悉当日西安气候不良,改变计划。一直到20日,蒋才飞抵西安。21日,蒋在西安主持军事会议。到晚上,才得知汪精卫私自飞到昆明的消息,当即电汪称:“闻兄到滇后即感不适,未知近况如何,乞示复。”蒋模糊地猜测到汪此行的含义,日记说:“闻汪先生潜飞到滇,殊所不料!当此国难空前未有之危局,藉口不愿与共党合作一语,拂袖私行,置党国于不顾,岂是吾革命党员之行动乎?痛苦之至。惟吾犹望其能自觉回头耳!”22日,蒋介石得到龙云的电报,这才比较具体地了解到汪此行的目的,日记云:“不料其糊涂卑劣至此,诚无可救药矣。”在国民党和国民政府内部,汪精卫资格老,地位高,关系多,其出走是具有严重意义的大事,蒋开始估计其影响,在日记中特别写下:“汪去后,对党政军以及各地之关系,应特加慎重”,“外交与对敌或有影响乎?”当晚,蒋介石失眠,至次日晨3时才入睡。23日,蒋继续思考汪出走后的局面:“广东军人,是否受汪影响?”“政府内部,受汪影响之人几何?”他决定,对汪表明态度。 同日,日本首相近卫发表第三次对华声明,“阐明同新生的中国调整关系的总方针”,要求“日、满、华三国应以建设东亚新秩序为共同目标而联合起来,共同实现相互善邻友好、共同防共和经济合作”。这就是所谓“近卫三原则”。在声明中,近卫要求中国承认“满洲国”,允许日军在华北及内蒙驻兵,给予日本臣民“特别开发上之便利”。24日,蒋介石决定驳斥近卫声明。同日下午,蒋介石回到重庆,约集党政首长会谈。这一天,蒋介石在对汪精卫的态度上陷入矛盾。一方面,他仍有“挽救”汪的“政治生命”的想法,日记云:“知汪确有整个背叛党国奸谋,乃决心发表宣言,使其卖国奸计不售,亦所以挽救其政治生命。”“彼虽有意害余,而余应以善意救彼,对于此种愚诈之徒,亦只有可怜与可痛而已。”但他一想起汪与自己过去的不良关系,又觉得不应援手,日记云:“余向来以至诚待之,礼遇之如总理,而彼乃不识大体,不顾国家至此。若复与之合作,使之自拔,岂不愚拙之至乎!”25日,蒋介石谒见国府主席林森,报告汪精卫通敌一事。 26日,蒋介石发表驳斥日本首相近卫的长篇声明,认为近卫所谓“东亚新秩序”和“日满支”协同关系,“就是将中国全部领土变成日本所有的大租界”,“这样一来,中国若不是变为他的奴属国也就降为保护国,而且实际上就是合并于日本”。他批判近卫的所谓“经济合作”,就是“要操纵我中国关税金融,垄断我全国生产和贸易,独擅东亚的霸权”;所谓“共同防共”就是以此为名义“首先控制我国的军事,进而控制我国政治文化以至于外交”。蒋称:综观近卫声明,“日本真正之所欲,乃在整个吞并我国家,与根本消灭我民族”。他号召中国人民“认定目标,立定决心,愈艰苦,愈坚强,愈持久,愈奋勇,全国一心,继续努力”。蒋介石一向很欣赏自己的文笔,这次也不例外。29日,他重读此稿,“甚觉自快”,认为“足使敌知所警戒,变换威胁或计诱之妄念”。 汪精卫的表现和蒋介石迥然不同。他赞成并拥护近卫声明。28日,他从河内致函蒋介石,认为日方的三项声明,“实不能谓无觉悟”,要求蒋把握“不可再失之机”,以之作为“和平谈判之基础而努力折冲”。29日,发表致国民党中央党部诸同志公开信,主张对近卫所提善邻友好、共同防共、经济提携三点,“应在原则上予以赞同,并应本此原则,以商订各种具体方案”。此函通称《艳电》。《艳电》的发表,立即在国民党中央和各地爱国将领、官吏之间激起了愤怒的声讨波澜。 最初,蒋介石确曾企图挽救汪精卫,至少,要尽量减少汪叛逃的影响。12月25日,蒋介石致电龙云,要龙对汪离开昆明前所述“与日方有约”等语保密,“勿为他人道”。蒋之所以如此,目的在于为汪精卫留出余地。26日,他在发表声明严辞驳斥近卫的同时,还在为汪精卫打掩护,声称汪之赴河内,只是为了转地疗养。与此同时,蒋介石在思考,是否应该派人去河内劝说汪精卫。《蒋介石日记》,1938年12月26日。能否“以至诚感动之”。 第二天,蒋介石召见汪精卫在重庆的朋友彭浩然,嘱其转电汪精卫,驻港不如赴欧。这一天,蒋介石自感心跳加急,精神极为不佳,但仍勉强办公。同日,他再次致电龙云称:近卫声明,“全为对汪之讨价,彼竟不察,而自上其当。幸此时尚未失足,尚可为之挽救也。”又致电香港《大公报》的主笔张季鸾,要求该报在批评汪精卫时,不要把话说绝:“务当为之宽留旋转余地”,“并本于爱人以德之义,从舆论上造成空气,防止其万一失足之憾。”蒋特别关照,“不可出以攻击语调。此中机微,兄所明悉。”28日,他接受王世杰建议,通过王致电驻英大使郭泰祺及驻美大使胡适,请二人劝汪:1勿公开主和;2勿与中央断绝关系;3勿住港,但不妨赴欧。 汪精卫的《艳电》于12月31日发表于香港《南华日报》,南洋华侨代表陈嘉庚当日即致电蒋介石,指斥汪精卫“公然赞同日寇亡国条件”,要求蒋公布其罪状,通缉归案,以正国法而定人心。旅美华侨于同一日通电支持,要求“凡主和者请一律以汉奸论罪”。蒋介石也激愤地在日记中指斥汪精卫,“通敌卖国之罪已暴露殆尽,此贼不可救药矣,多行不义必自毙也”。汪出逃之初,他担心连锁反应;现在,则觉得是好事。日记云:“此后政府内部纯一,精神团结,倭敌对我内部分裂与其利诱屈服之企图,根本消除,吾知倭寇不久必将对我屈服矣。” 1939年元旦,蒋介石在遥祭中山陵之后,召开谈话会,讨论汪精卫的《艳电》。下午,召开国民党临时中常会暨驻重庆中央委员会议,决定开除汪精卫党籍,解除其一切职务。会上,曾有人主张明令通缉,因蒋介石反对而罢。汪精卫被开除,蒋介石当日日记云:“实足为党国之大庆也。”不过,他还没有确定对汪的处置办法。1月3日,他在日记“注意”栏中写道:“汪以后之行动与处置。”这就说明,他还在思考中。 汪精卫被国民党中央开除党籍后,很沮丧,陈璧君等则很愤怒。1939年1月4日,刚刚发表对华第三次声明的近卫文麿于1月4日辞职,平沼骐一郎继任首相,另组新阁。一时间,汪精卫与日方断了联系,计划到欧洲或其他国家旅行。7日,龙云致电蒋介石,报告从陈璧君之弟陈昌祖处所得汪精卫消息,建议由蒋派汪的亲信一二人到河内,以私人名义劝汪回国,或在重庆,或在国内任何地方居住,避免与日本勾结。龙云认为这样做,可以使汪免于铤而走险,“对外则团结之裂痕不现,对汪则以后无从活动,日人亦无从挑拨”蒋介石得到龙云此电后,误认汪企图“转弯”,1月8日日记云:“汪见无路可走,又想转弯,卑劣已极,宜乎其生无立足之地也。”同日,蒋介石致电龙云,表示“对汪事,此时只可冷静处之,置之不问为宜”。他坚决否定让汪回到国内的意见,认为日方将借此造谣,国内外也会发生怀疑与惶惑。电称:“如为彼计,此时当以赴欧为上策,否则皆于公私有损。”11日,蒋介石致电宋子文,派郑彦棻到越南劝汪。1月20日,又计划派叶楚伧或陈立夫到越南。1月30日,蒋最后决定派原改组派成员、汪的老部下谷正鼎赴越,同时送去护照和旅费50万元,劝汪去法国等地疗养。谷转达蒋的意见称:“不要去上海、南京另搞组织,免得为敌人所利用,造成严重后果。” 在派人劝汪赴欧“疗养”的同时,蒋介石也在做从肉体上消灭汪精卫的准备。1月17日,汪的亲信、《南华日报》社长林柏生在香港被刺。1月26日,蒋介石日记云:“派员赴越。”31日日记云:“港越人员之行动注意。”这里的“员”,应是军统人员;“行动”,应指暗杀计划。此后,蒋介石日记中,连续出现下列记载:2月18日:“汪伪真无赖无耻,吾未见卑劣狡诈之如此也。” 3月15日:“注意:对汪阴谋之对策。” 3月18日:“汪通敌卖国之谋益急,而其行益显,奈何!”终于,在越军统人员于3月19日凌晨接到戴笠的“行动”命令。21日夜,军统人员越墙进入汪在河内的住所,开枪射击,但是阴差阳错,误杀了汪的助手曾仲鸣。3月22日,误刺曾氏的第二天,蒋介石日记云:“汪未刺中,不幸中之幸也。” 曾仲鸣之死使汪精卫更加仇恨蒋介石和国民政府。3月27日,汪精卫写成《举一个例》,除哀悼曾仲鸣之死外,其主要目的在于公布国防最高会议第五十四次常务委员会会议记录。该次会议由汪精卫担任主席。据该记录,1937年12月6日,国防最高会议在汉口中央银行开会,由外交部次长徐谟报告德国驻华大使陶德曼的调停情况,其中谈到12月2日下午,徐谟与蒋介石、顾祝同、白崇禧、唐生智、徐永昌会商日方所提和平条件。白称:只是如此条件,那么为何打仗?徐永昌表示:只是如此条件,可以答应。顾祝同也表示,可以答应。蒋称:如此尚不算亡国条件。嗣后,蒋介石会见陶德曼,表示相信德国及感谢德国好意,可以将各项条件作为谈判之基础及范围。汪精卫企图以此说明,主和并非自己一个人,是“最高机关,经过讨论而共同决定的主张”。他质问说:何以别人可以“主和”,而他汪精卫不行? 针对汪精卫的《举一个例》,蒋介石于4月6日,草拟《驳汪言要点》。11日继续写作修改。日记云:“上午,手拟驳斥汪文,修改稚老最后一段。”他自述“甚觉痛快,因之心神兴奋,几不成寐”。据此可知,当日发表的吴稚晖的《对汪精卫〈举一个例〉的进一解》实为吴、蒋二人的共同作品。 《进一解》一文指斥汪精卫“泄露职务地位上所管的秘密文件,已经够犯罪;又把公家文件,随意添改伪造。”但文章写得过于冗长、晦涩,并不见精彩。蒋介石认为该文“必生效力,而对敌方与汪逆及国内未知抗战利害之封建者发生影响为更大,其效已显见矣。蒋介石的这一估计,显然过头。4月17日,蒋介石接见中外记者,再次揭露近卫“建立东亚新秩序”的实质,宣称“在这种情形之下,绝对无和平的余地,绝对不是什么巧佞虚伪的投降理论所能动摇我们全国的决心于万一”。这里所指斥的“巧佞虚伪的投降理论”就是汪精卫的言论。 刺汪不中,军统人员策划再次行动。不过,都没有得到下手机会。蒋介石开始考虑用其他办法对付汪精卫。其4月14日日记预定办法:一、对汪加以刑事处分;二、向法国政府交涉,使汪精卫回国,或不允其离河内。15日,蒋介石邀约叶楚伧、王世杰、陈布雷、张治中等讨论汪案。4月25日,汪在日本特务的严密保护下,由河内到海防,秘密乘船前往上海。显然,重庆国民政府与法国的引渡交涉没有成功。 龙云系云南地方实力派,一贯以保持其地位和实力作为其决策的主要出发点。1938年4月,龙云与四川地方实力派刘文辉等致函已经投靠日本的伪北平临时政府委员长王克敏,声称将联络四川、云南、西康、贵州四省,组成反蒋联盟,发起“和平运动”。汪精卫要投靠日本,也企图联络龙云与实力派军人薛岳、张发奎等,割据西南,与蒋对抗。1938年底,汪精卫发表《艳电》,全国纷纷声讨,但龙云却保持沉默。1939年1月上旬,汪派内弟陈昌祖到云南与龙云晤面,出境时被军统人员截住,在陈的皮匣中查获龙云致汪函,函中龙称汪为“钧座”,称蒋为“重庆方面”。其中有“现日方虽内阁改组而政策不变,我方似存幻想,毫无其他办法。不久大战重开,静观如何应付。此刻钧座暂守缄默,甚为得宜,至于钧座所主张各节,将来必有实现之一日”等语。蒋自记其时间为“廿八年1月23日夕”。因此,蒋对龙的态度始终不放心。1月19日日记云:“滇龙对汪态度不明,此事关系重大,成败存亡,全系于云南唯一之后方,不可不察也。”20日日记云:“敌与汪勾结已深,而滇省是否受其影响,汪之背景何在,皆不得不研究也。”26日,蒋决定派白崇禧赴滇,防龙叛变,同时对龙进行安抚。蒋白之间常有电报往来。2月20日,蒋介石日记云:“志舟不安之心理,如何安之?” 1939年3月21日,军统行刺汪精卫未成,龙云派警务处长李鸿谟去河内慰问。3月30日,汪精卫托李带亲笔手书致龙云,动员龙对《艳电》表态,同时要求龙允许自己回昆明活动。函称:今已三月有余矣,未知先生布置如何?弟非有奢望,但能得先生毅然表示同意于《艳电》主张,弟当即来昆明,声明以在野资格,贡其所见,以供政府及国人之参考。先生对弟,只须以军警之力,保护生命之安全及不干涉言论行动之自由,如此已足。俟将来大局有所变化,再作第二步之进展计划。如此则可以安云南,安西南大局,安中华民国。弟之希望,实系于此。随函并附港报所登《举一个例》。此函表明,汪精卫仍想依靠龙云,以云南为基地,控制西南,对抗重庆国民政府。在信中他力图说明自己“回到内地”的好处:“则声势迥然不同。各方趋附有其目标,国际视听亦有所集。日本对弟,往来折冲,亦比较容易有效。”函末并称:“日本以一再迁延,已有迫不及待之势。”《河内血案》,第239-240页。由此可见,日本方面对汪已有不满,以及汪急于有所表现的心理。 此函为军统人员侦悉,拍成照片,上报蒋介石。蒋先后派李根源、唐生智赴滇防堵。4月22日,唐与龙云谈话,说明汪为人善辩多变,生性凉薄,对人毫无诚意,以及抗战期间,忠奸不两立等种种道理。24日再谈,唐提出三项办法:一、邀汪来滇;二、在云南发表汪函,申言忠奸不两立;三、正式呈请中央发表汪函。龙云同意发表谈话,拥护领袖抗战到底,指斥和议,惟领袖之命是听,但不愿提及汪函。4月27日,蒋介石复电唐生智,声明尊重龙云意见,由彼考量决定,但蒋建议由龙云复汪一函,表示不以汪函所言为然,同时对汪加以正言劝诫。蒋并代龙云起草了复书。5月2日,龙云在蒋稿基础上,改成一稿,批评汪要自己“背离党国,破坏统一,毁灭全民牺牲之代价,反举国共定之国策”。函告严词指责汪精卫:“此何等事,不仅断送我国家民族之前途,且使我无数将士与民众陷于万劫不复地步。此岂和平救国之本,直是自取灭亡,以挽救敌寇之命运耳!”这样,龙云就拒绝了汪精卫的诱惑,坚决站到了抗战一边。函末,龙云劝汪“立下英断,绝对与敌人断绝往来,命驾远游,暂资休憩,斩除一切葛藤,免为敌人播弄。” 云南是西南大省,抗战的重要根据地。假如龙云跟着汪精卫走,对重庆国民政府将构成巨大威胁,中国的抗战形势必然更加艰危。龙云的转变使动荡的局面趋于稳固,对保证抗战胜利有重要作用。至此,追随汪精卫叛逃的只有陈公博、周佛海等一小撮人,不仅龙云,汪精卫寄以希望的薛岳、张发奎等将领,谁都没有跟着他走。民族大义毕竟是一道区别人鬼的重要分水岭,在它面前,任何人都必须慎于举步。

陶希圣(1899—1988),湖北黄冈人。早年在中央大学、北京大学任教,是当时著名的社会史学家和“食货派”史学的代表人物。抗战爆发后弃学从政,中间一度参与汪精卫的“和平运动”。在与日本帝国主义谈判过程中,逐渐认清“和平”与“卖国”之间的区别,幡然醒悟不做亡国之奴,在杜月笙帮助下逃离上海。与高宗武一起,揭露汪精卫卖国条文,史称“高陶事件”。“汪日密约”一公布,一时轰动海内外,各大报纸纷纷登载。对汪伪政权是一个极大的打击,当时的周佛海最为伤心,他认为陶希圣、高宗武逃走一事不值一提,但是暴露密约是一种背叛行为。他任凭眼泪纷纷从双腮落下,却不去擦拭,唯有仰天长叹。并在次日的日记中写道:“晚与思平谈高、陶之事,愤极之余,彻夜未睡。拟回沪发表长篇声明,说明内容及吾辈态度,以正国人试听。高陶两动物,今后势必杀之也。”

1938年12月18日,上午9时多, 以赴成都演讲为名,偕陈璧君、曾仲鸣等人潜离重庆。下午1时多,抵达昆明。当晚,向云南省主席龙云透露:将到香港与日本人商谈「和平条件」。19日,匆匆转飞越南河内。汪的出逃,固然有其自身的原因,但是,也和他与蒋介石之间在抗战中形成的分歧有关。 汪蒋之间的和战分歧 与蒋介石之间的分歧源远流长,复杂纷纭,其内容,大体分两类:一为政见之争,一为权力、地位之争。抗战爆发后,二人的分歧除权力、地位之争外,主要集中于对日本的和战态度上。 卢沟桥事变后,汪 即反对抗战,认为抗战必败。庐山谈话会上,他将神圣的抗战说得愁云惨淡,调子极为灰暗。他说:「我们所谓抵抗,无他内容,其内容只是牺牲。」庐山谈话会后,汪 与周佛海等暗中成立「低调俱乐部」,视主张坚决抵抗日本侵略为唱「高调」。自1937年8月起,汪 即连续致函蒋介石,主张对日和谈。8月4日函称:「如认谈判所开尚可接受,则负起和之责任.8月23日函称:「当悉力抗战之时,不惟不宜塞断外交途径,且当力谋外交途径之打开。」9月3日,日本外相广田宏毅发表谈话,声称希望英、美、法等国出面劝说中国,按照1932年签订的《淞沪停战协定》撤兵于该协定「所定范围之外」,「如是则沪战可止」,国民党中宣部禁止国内报刊发布这一消息。汪精卫于9月5日致函蒋介石,要求中宣部开禁,斟酌发表,并由外交部发表针对性的谈话。8日,汪精卫再次致函蒋介石,要求蒋本人或命外交部邀请英、法、美使节,征询意见,说明中国立场与界线,使之相机行事。。12月,南京沦陷,国民党内部出现一片主和声,汪精卫觉得有机可乘,即向蒋进言,由他出面,「以第三者出面组织掩护」。这个所谓「第三者」,即进攻中国的日本为一方,领导抗战的蒋介石为一方,他自己则自居「第三者」。蒋当即拒绝:「此不可能之事也。」《蒋介石日记》,1937年12月16日。在此前后,汪精卫劝说蒋介石与日本言和,共达十多次。西义显:《日华「和平工作」秘史》,江苏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第104页。汪精卫 1938年3月,蒋介石筹备在武汉召开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他就设立「党魁制」问题和汪精卫商量,汪精卫不赞成。《蒋介石日记》,1938年3月11日。22日,蒋介石访问汪精卫,讨论日本托义大利出面非正式调停中日战争一事。当日,蒋介石日记云:「世人只知战时痛苦,妄想速和,殊不知和后痛苦更甚于战时,而况为屈服不得已之和乎?」考察文意,这一天,蒋、汪之间可能有比较激烈的意见冲突。蒋在日记中所批评的「妄想速和」的「世人」应该就是汪精卫。25日,蒋介石计画利用临时全国代表大会的决议和宣言,表达抗战意志,对日本进行心理战。日记云:「大会决议与宣言如果有力,则其效果不惟可使敌适可而止,当能使敌知难而退也。」卢沟桥事变后,国共第二次合作,建立抗日统一战线。在一段时期内,蒋介石对「联共抗日」态度积极,日记云:「对共党主感召而不主排斥」,「对各党派主联合」。同时,蒋也决定自己当「领袖」,「推汪为副」。26日日记云:「团结党内,统一国内,是对敌国最大之打击。」29日,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在武昌开幕,代表提案中大多主张在国民党内设立总裁。蒋介石当日日记云:「此时设立总裁,至少可表示本党不妥协之决心,与敌以精神上之打击。」4月1日,大会推举蒋介石为国民党总裁,汪精卫为副总裁。蒋介石心情兴奋,日记称:「对总裁责任应当仁不辞,以救国与对外之道已无他法。此为最后一著,实与抗战增加实力不少,而且确定党国重心,无异于敌精神与其策略上一大打击也。」但是,汪精卫却因居于蒋介石之下,心情极度沮丧,见于形色。陈布雷:《回忆录》,二十世纪出版社1949年版,第78页。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通过了《抗战建国纲领》等一系列文件,坚持抗战,坚持联共。4月1日通过的《大会宣言》声称:「此次抗战,为国家民族存亡所系,人人皆当献其生命,以争取国家民族之生命。」《中国国民党历次代表大会及中央全会资料》,第463页。同日,蒋在大会《闭幕词》中声称:「本党同志要站在当政党的地位,发扬这种固有的精神,宽宏大度,至公至正,在三民主义的最高原则之下,来接纳各党派人士,感应全国国民,使共循革命正道。」《中国国民党历次代表大会及中央全会资料》,第511页。蒋的这些意见都和汪精卫相反,汪自觉「和平」希望毁灭,自此,对蒋彻底失望。 德国驻华大使陶德曼调停失败后,日本政府恼羞成怒,宣布「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要求蒋介石下野。其后,日本政府一方面转托义大利,接替德国,在中日两国间调停「和平」。同时,积极动员民国初年曾任国务总理的唐绍仪出面组织傀儡政权,与国民政府谈判「和平」。1938年5月初,法学家罗家衡到武汉,见到汪精卫,谈及由唐绍仪出面谈判一事,汪即说:「在辛亥南北议和时,我们俱是在少川先生领导之下进行的。现在的局面,只有少川先生出来与日本谈判才是办法。现在日本不是较以前对华主张缓了一步么?从前日本是不以蒋政府为对象的,现在日本仅主张不以蒋个人为对象了。只要少川先生出来与日本谈判,蒋的下野,是不成问题的。我只要国家有救,甚么牺牲都可以的……」《南湖致刚父》,1938年6月11日,特交档。这段话既暴露出汪精卫急于与日本谋和的面目,同时,也暴露出汪精卫对蒋介石失望,急于迫使其下野,取而代之的隐秘企图。同年6月14日,汪精卫的亲信高宗武与日人西义显在香港签订备忘录,准备组织「第三势力」。双方心目中的「第三势力」的领袖就是汪精卫。同月20日前后,义大利驻华大使授意汪精卫致函近卫首相,意图在汪精卫和日本政府之间建立直接联系。《蒋介石日记》,1938年6月21日。同年7月,高宗武在汪精卫鼓励下秘密访日,会见陆军大臣板垣征四郎、参谋次长多田骏以及近卫文縻首相等日方要员,决定「找寻蒋介石以外的人」,以「造成中日之间的和平」,而此人,双方也都认为非汪精卫莫属。影佐祯昭公然对高宗武说:「可否请蒋委员长下野,由汪主席出任负责。」 蒋介石并不了解高宗武在香港和日本的这些活动内幕,但是,他对高宗武擅自赴日的活动强烈不满。6月24日,蒋介石日记云:「高宗武荒谬,擅自赴倭。此人荒唐,然亦可谓大胆矣。」《蒋介石日记》,1938年6月24日。他研究日本态度的反复变化,认为和高宗武的赴日有关。7月22日日记云:「倭阀对我变更态度者,其果误认吾内部之动摇,而与高之荒谬赴倭亦有关系也。」他当然了解高宗武此行和汪精卫之间的关系。25日,蒋介石与汪精卫、张群讨论高宗武的访日报告,日记云:「觉汪神情皆不自然,果有愧怍之心乎?」《蒋介石日记》,1938年7月25日。 10月25日,国民政府自武汉撤退,汪精卫更加丧失抗战信心。11月18日,梅思平、高宗武奉汪之命与日人影佐祯昭、今井武夫在上海重光堂签订《日华协议记录》等文件。《记录》规定双方的「合作」条件有「缔结防共协定」,「承认日本军防共驻兵」,「中国承认满洲国」等六条。其行动计画为:首先由日本政府方面发表上述「合作」的条件,汪精卫等即发表声明响应,「与蒋介石断绝关系」,「见机成立新政府」。26日,梅思平到重庆向汪精卫汇报,随身携带与日方达成的协约以及近卫首相的第三次对华声明草稿。29日,汪急召陈公博到重庆,对陈说:「中日和平已经成熟」,「中国的国力已不能再战了,非设法和平不可了」。「假使敌人再攻重庆,我们便要亡国。」「现在我们已经无路可退,再退只有退西北,我们结果必为共产党的俘虏。」陈公博:《自白书》,南京市档案馆编《审讯汪伪汉奸笔录》,江苏古籍出版社,第10页。他并向陈透露,准备离开重庆,以个人身份出面,与日本交涉。汪随即召集周佛海、陈璧君、梅思平等会商,决定接受「重光堂协议」,电港通知。《周佛海日记》,1938年11月29日。当日下午决定:汪于12月8日赴成都,10日到达昆明,近卫首相于12日发表第三次对华声明,互相呼应。 武汉失陷,蒋介石并未随国民政府迁渝,而是到湖南部署继续抗战。10月28日,国民参政会第二届会议在重庆开幕,蒋介石致电会议,认为日军自进窥武汉以来,死伤三十余万,计穷力绌,抗战已入「第二阶段」。他估计,「吾人预定覆灭敌人之计画,必可实现于不久将来。」《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第1308-1310页。11月7日,他在长沙主持军事会议。25日,又在南岳主持军事会议。11月30日,视察桂林,设置军事委员会委员长桂林行营,以白崇禧为主任,统筹西南抗战。直到12月8日,蒋介石才到达重庆。这一天,本来是汪精卫预定的出逃之日,但因蒋的到来,汪不得不改变计画。12月9日,蒋介石在重庆黄山官邸约集孔祥熙、汪精卫、王宠惠、叶楚伧、朱家骅等人谈话。汪精卫坚持对日主和,他表示:中国和日本都有困难。「中国之困难,在如何支持战事;日本之困难,在如何结束战事」,「故调停之举,非不可能」。「日本果能觉悟中国之不可屈服,东亚之不可独霸,则和平终将到来。」《傀儡组织》,第51-52页蒋介石所言与汪精卫相反,日记云:「下午,与党政各同志谈话,指示以后对倭方针,言明只要我政府不与倭言和,则倭无法亡我。并明告其只要我政府不与言和,则我政府即使失败,国家必可因此复兴。况政府至今决无失败之理,且革命政府旨在主义成功,而不怕一时失败也。」《蒋介石日记》,1938年12月9日。当时,蒋介石正在谋求共产党加入国民党,两党合并为一个新的「大党」。谈话中,汪精卫询及此事,认为「可虑」。《王世杰日记》第1册,第446页。国民党关于这一天的谈话,蒋介石后来电告龙云时也说:「中此次在渝,并曾详切面告汪先生等,以日寇之狡狯毒辣,若我有人向其谋和,则寇之狰狞面目必毕露,万不可为。」《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第1327页。可以看出,汪主张与日本言和,蒋反对与日本言和。针锋相对,泾渭分明。后来汪精卫回忆说:「12月9日,军事委员长蒋中正至重庆,复激切言之,卒不纳。」汪精卫:《曾仲鸣先生行状》,《河内血案》,档案出版社1988年版,第202页。可见二人之间辩论的激烈。蒋这一天的态度使汪精卫等大为失望。陶希圣致函胡适说:蒋先生12月8日到重庆。他的态度完全改变。对于国家处境困难,全不考虑。他的全部计画在提携共产党。他说日本没有兵打仗了。他对日本的和议,不假思索的拒绝。这样的变动,以及客观的困难,使汪先生及我们都感到一年半的努力进言都成了画饼,更都成了罪状。眼见国家沦落到不易挽救的地步,连一句负责的老实话都不能说。幻想支配了一切。我们才下决心去国。《胡适往来书信选》,,第397-398页。陶希圣的这段话,生动地描写出蒋介石和汪精卫等人的两种不同精神面貌。汪精卫等人,最初是在国民政府内部「主和」,现在,由于和蒋介石意见对立,只能到政府之外去「主和」了。 12月16日,日本内阁成立兴亚院,其目的在于加强对中国占领区的统治,其总裁由日本首相兼任,副总裁由外相、藏相、陆相、海相兼任。在中国北平、上海、青岛、汉口、广州、厦门等地设有分支机构。此前2日,蒋因感冒未上班。16日,汪精卫到蒋处探病,蒋当日的日记说:「日本对中国之最后目的云者,乃灭亡中国之谓也。兴亚院成为确定对华政策执行之枢纽者,乃以兴亚院为中国之断头台。换言之,灭亡中国之总机关也。因此兴亚院之成立,中国若要自取灭亡,俯首而上断头台则已,否则除抗战拚命以外,再无第二道路矣。」《蒋介石日记》,1938年12月16日。武汉会战期间,蒋也曾幻想过以和平方式结束中日战争,但从这一则日记可以看出,严酷的现实终于使他认识到,摆在中国人民面前的只有抗战一途。当时,日本特务土肥原约原天津市市长萧振瀛到香港见面谈判,蒋决定不准萧赴港,对土肥原「坚拒不理」。 关于汪蒋之间的和战分歧,汪精卫在出逃后曾于12月23日致电蒋介石称:「在渝两次谒谈,如对方所提非亡国条件,宜及时谋和以救危亡而杜共祸。」《龙云转呈汪自河内致蒋委员长如对方所提非亡国条件宜及时谋和以救危亡而杜共祸梗电之回电》,《傀儡政权》,第48页。蒋介石认为,汪所言,为1938年1月之事,而在重庆时,则「未有一言提及」。见致龙云电,《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第1327页。他在电告他的朋友、国民参政会副秘书长彭学沛时也说:他之所以离开中国,「系因中央不愿考虑和议,及本党有进一步容共之趋向」,故不得不「以去就争」《1938年12月21日。《傀儡政权》,第46页。。汪所称「进一步容共之趋向」,指的就是上述蒋介石企图联合共产党,甚至与共产党「合并为一大党」的意见。这就说明,汪精卫不仅主张与日本言和,而且反对蒋进一步「联共抗日」,因此不惜以出走作为向蒋抗争的手段。当然,汪的出走,还有一条很重要的原因,他在致蒋电及致彭电中均未说明,这就是,他准备在重庆国民政府之外,另组政府。 汪精卫出逃与蒋介石的反应 汪精卫在离开昆明时,致电蒋介石,称:在飞赴昆明途中,因「飞行过高,身体不适,且脉搏时有间歇现象,决多留一日,再行返渝」金雄白:《汪政权始末记》,香港春秋出版社,第32页。。汪走后,龙云才致电蒋介石报告:「汪副总裁于昨日到滇,本日身感不适,午后二时半已离滇飞航河内。」《重要史料初编》,《傀儡组织》,第46页。到21日,才向蒋透露,汪精卫到昆明后,态度不像「昔日之安详」,临行时,才告诉自己,「谓与日有约,须到港商洽中日和平条件,若能成功,国家之福,万一不成,则暂不返渝。」电中,龙云还询问蒋介石:「在渝时与钧座切实讨论及此否?」 12月18日这一天,蒋介石原本准备离开重庆,飞赴西安,召开军事会议,但因得悉当日西安气候不良,改变计画。一直到20日,蒋才飞抵西安。21日,蒋在西安主持军事会议。到晚上,才得知汪精卫私自飞到昆明的消息,当即电汪称:「闻兄到滇后即感不适,未知近况如何,乞示复。」《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第1325页。蒋模糊地猜测到汪此行的含义,日记说:「闻汪先生潜飞到滇,殊所不料!当此国难空前未有之危局,借口不愿与共党合作一语,拂袖私行,置党国于不顾,岂是吾革命党员之行动乎?痛苦之至。惟吾犹望其能自觉回头耳!」22日,蒋介石得到龙云的电报,这才比较具体地了解到汪此行的目的,日记云:「不料其糊涂卑劣至此,诚无可救药矣。」在国民党和国民政府内部,汪精卫资格老,地位高,关系多,其出走是具有严重意义的大事,蒋开始估计其影响,在日记中特别写下:「汪去后,对党政军以及各地之关系,应特加慎重」,「外交与对敌或有影响乎?」当晚,蒋介石失眠,至次日晨3时才入睡。23日,蒋继续思考汪出走后的局面:「广东军人,是否受汪影响?」「政府内部,受汪影响之人几何?」他决定,对汪表明态度。 同日,日本首相近卫发表第三次对华声明,「阐明同新生的中国调整关系的总方针」,要求「日、满、华三国应以建设东亚新秩序为共同目标而联合起来,共同实现相互善邻友好、共同防共和经济合作」。这就是所谓「近卫三原则」。在声明中,近卫要求中国承认「满洲国」,允许日军在华北及内蒙驻兵,给予日本臣民「特别开发上之便利」。24日,蒋介石决定驳斥近卫声明。同日下午,蒋介石回到重庆,约集党政首长会谈。这一天,蒋介石在对汪精卫的态度上陷入矛盾。一方面,他仍有「挽救」汪的「政治生命」的想法,日记云:「知汪确有整个背叛党国奸谋,乃决心发表宣言,使其卖国奸计不售,亦所以挽救其政治生命。」「彼虽有意害余,而余应以善意救彼,对于此种愚诈之徒,亦只有可怜与可痛而已。」但他一想起汪与自己过去的不良关系,又觉得不应援手,日记云:「余向来以至诚待之,礼遇之如总理,而彼乃不识大体,不顾国家至此。若复与之合作,使之自拔,岂不愚拙之至乎!」25日,蒋介石谒见国府主席林森,报告汪精卫通敌一事。 26日,蒋介石发表驳斥日本首相近卫的长篇声明,认为近卫所谓「东亚新秩序」和「日满支」协同关系,「就是将中国全部领土变成日本所有的大租界」,「这样一来,中国若不是变为他的奴属国也就降为保护国,而且实际上就是合并于日本」。他批判近卫的所谓「经济合作」,就是「要操纵我中国关税金融,垄断我全国生产和贸易,独擅东亚的霸权」;所谓「共同防共」就是以此为名义「首先控制我国的军事,进而控制我国政治文化以至于外交」。蒋称:综观近卫声明,「日本真正之所欲,乃在整个吞并我国家,与根本消灭我民族」。他号召中国人民「认定目标,立定决心,愈艰苦,愈坚强,愈持久,愈奋勇,全国一心,继续努力」。《傀儡组织》,第38-41页。蒋介石一向很欣赏自己的文笔,这次也不例外。29日,他重读此稿,「甚觉自快」,认为「足使敌知所警戒,变换威胁或计诱之妄念」。《蒋介石日记》,1938年12月29日。 汪精卫的表现和蒋介石迥然不同。他赞成并拥护近卫声明。28日,他从河内致函蒋介石,认为日方的三项声明,「实不能谓无觉悟」,要求蒋把握「不可再失之机」,以之作为「和平谈判之基础而努力折冲」。29日,发表致国民党中央党部诸同志公开信,主张对近卫所提善邻友好、共同防共、经济提携三点,「应在原则上予以赞同,并应本此原则,以商订各种具体方案」。此函通称《艳电》。《艳电》的发表,立即在国民党中央和各地爱国将领、官吏之间激起了愤怒的声讨波澜。 从劝汪赴欧到开除汪的党籍 最初,蒋介石确曾企图挽救汪精卫,至少,要尽量减少汪叛逃的影响。12月25日,蒋介石致电龙云,要龙对汪离开昆明前所述「与日方有约」等语保密,「勿为他人道」。《事略稿本》,1938年12月25日。蒋之所以如此,目的在于为汪精卫留出余地。26日,他在发表声明严辞驳斥近卫的同时,还在为汪精卫打掩护,声称汪之赴河内,只是为了转地疗养。与此同时,蒋介石在思考,是否应该派人去河内劝说汪精卫。《蒋介石日记》,1938年12月26日。能否「以至诚感动之」。《蒋介石日记》,1938年12月27日。 第二天,蒋介石召见汪精卫在重庆的朋友彭浩然,嘱其转电汪精卫,驻港不如赴欧。这一天,蒋介石自感心跳加急,精神极为不佳,但仍勉强办公。同日,他再次致电龙云称:近卫声明,「全为对汪之讨价,彼竟不察,而自上其当。幸此时尚未失足,尚可为之挽救也。」《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第279页。又致电香港《大公报》的主笔张季鸾,要求该报在批评汪精卫时,不要把话说绝:「务当为之宽留旋转余地」,「并本于爱人以德之义,从舆论上造成空气,防止其万一失足之憾。」蒋特别关照,「不可出以攻击语调。此中机微,兄所明悉。」《事略稿本》,1938年12月27日。28日,他接受王世杰建议,通过王致电驻英大使郭泰祺及驻美大使胡适,请二人劝汪:1勿公开主和;2勿与中央断绝关系;3勿住港,但不妨赴欧。 汪精卫的《艳电》于12月31日发表于香港《南华日报》,南洋华侨代表陈嘉庚当日即致电蒋介石,指斥汪精卫「公然赞同日寇亡国条件」,要求蒋公布其罪状,通缉归案,以正国法而定人心。旅美华侨于同一日通电支持,要求「凡主和者请一律以汉奸论罪」。蒋介石也激愤地在日记中指斥汪精卫,「通敌卖国之罪已暴露殆尽,此贼不可救药矣,多行不义必自毙也」。汪出逃之初,他担心连锁反应;现在,则觉得是好事。日记云:「此后政府内部纯一,精神团结,倭敌对我内部分裂与其利诱屈服之企图,根本消除,吾知倭寇不久必将对我屈服矣。」《蒋介石日记》,1938年12月31日。 1939年元旦,蒋介石在遥祭中山陵之后,召开谈话会,讨论汪精卫的《艳电》。下午,召开国民党临时中常会暨驻重庆中央委员会议,决定开除汪精卫党籍,解除其一切职务。会上,曾有人主张明令通缉,因蒋介石反对而罢。汪精卫被开除,蒋介石当日日记云:「实足为党国之大庆也。」不过,他还没有确定对汪的处置办法。1月3日,他在日记「注意」栏中写道:「汪以后之行动与处置。」这就说明,他还在思考中。 刺汪未中,汪精卫发表《举一个例》 汪精卫被国民党中央开除党籍后,很沮丧,陈璧君等则很愤怒。1939年1月4日,刚刚发表对华第三次声明的近卫文縻于1月4日辞职,平沼骐一郎继任首相,另组新阁。一时间,汪精卫与日方断了联系,计画到欧洲或其他国家旅行。7日,龙云致电蒋介石,报告从陈璧君之弟陈昌祖处所得汪精卫消息,建议由蒋派汪的亲信一二人到河内,以私人名义劝汪回国,或在重庆,或在国内任何地方居住,避免与日本勾结。龙云认为这样做,可以使汪免于铤而走险,「对外则团结之裂痕不现,对汪则以后无从活动,日人亦无从挑拨」《傀儡组织》,第50页。。蒋介石得到龙云此电后,误认汪企图「转弯」,1月8日日记云:「汪见无路可走,又想转弯,卑劣已极,宜乎其生无立足之地也。」同日,蒋介石致电龙云,表示「对汪事,此时只可冷静处之,置之不问为宜」。他坚决否定让汪回到国内的意见,认为日方将借此造谣,国内外也会发生怀疑与惶惑。电称:「如为彼计,此时当以赴欧为上策,否则皆于公私有损。」《傀儡组织》,第54页。11日,蒋介石致电宋子文,派郑彦棻到越南劝汪。1月20日,又计画派叶楚伧或陈立夫到越南。1月30日,蒋最后决定派原改组派成员、汪的老部下谷正鼎赴越,同时送去护照和旅费50万元,劝汪去法国等地疗养。谷转达蒋的意见称:「不要去上海、南京另搞组织,免得为敌人所利用,造成严重后果。」罗君强:《伪廷幽影录》,第17页。 在派人劝汪赴欧「疗养」的同时,蒋介石也在做从肉体上消灭汪精卫的准备。1月17日,汪的亲信、《南华日报》社长林柏生在香港被刺。1月26日,蒋介石日记云:「派员赴越。」31日日记云:「港越人员之行动注意。」这里的「员」,应是军统人员;「行动」,应指暗杀计画。此后,蒋介石日记中,连续出现下列记载:2月18日:「汪伪真无赖无耻,吾未见卑劣狡诈之如此也。」 3月15日:「注意:对汪阴谋之对策。」 3月18日:「汪通敌卖国之谋益急,而其行益显,奈何!」终于,在越军统人员于3月19日凌晨接到戴笠的「行动」命令。21日夜,军统人员越墙进入汪在河内的住所,开枪射击,但是阴差阳错,误杀了汪的助手曾仲鸣。3月22日,误刺曾氏的第二天,蒋介石日记云:「汪未刺中,不幸中之幸也。」 曾仲鸣之死使汪精卫更加仇恨蒋介石和国民政府。3月27日,汪精卫写成《举一个例》,除哀悼曾仲鸣之死外,其主要目的在于公布国防最高会议第五十四次常务委员会会议记录。该次会议由汪精卫担任主席。据该记录,1937年12月6日,国防最高会议在汉口中央银行开会,由外交部次长徐谟报告德国驻华大使陶德曼的调停情况,其中谈到12月2日下午,徐谟与蒋介石、顾祝同、白崇禧、唐生智、徐永昌会商日方所提和平条件。白称:只是如此条件,那么为何打仗?徐永昌表示:只是如此条件,可以答应。顾祝同也表示,可以答应。蒋称:如此尚不算亡国条件。嗣后,蒋介石会见陶德曼,表示相信德国及感谢德国好意,可以将各项条件作为谈判之基础及范围。汪精卫企图以此说明,主和并非自己一个人,是「最高机关,经过讨论而共同决定的主张」。他质问说:何以别人可以「主和」,而他汪精卫不行? 针对汪精卫的《举一个例》,蒋介石于4月6日,草拟《驳汪言要点》。11日继续写作修改。日记云:「上午,手拟驳斥汪文,修改稚老最后一段。」他自述「甚觉痛快,因之心神兴奋,几不成寐」。据此可知,当日发表的吴稚晖的《对汪精卫〈举一个例〉的进一解》实为吴、蒋二人的共同作品。 《进一解》一文指斥汪精卫「泄露职务地位上所管的秘密文件,已经够犯罪;又把公家文件,随意添改伪造。」但文章写得过于冗长、晦涩,并不见精彩。蒋介石认为该文「必生效力,而对敌方与汪逆及国内未知抗战利害之封建者发生影响为更大,其效已显见矣。」《上星期反省录》,《蒋介石日记》,1939年4月15日。蒋介石的这一估计,显然过头。4月17日,蒋介石接见中外记者,再次揭露近卫「建立东亚新秩序」的实质,宣称「在这种情形之下,绝对无和平的余地,绝对不是什么巧佞虚伪的投降理论所能动摇我们全国的决心于万一」。《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第1390页。这里所指斥的「巧佞虚伪的投降理论」就是汪精卫的言论。 刺汪不中,军统人员策划再次行动。不过,都没有得到下手机会。蒋介石开始考虑用其他办法对付汪精卫。其4月14日日记预定办法:一、对汪加以刑事处分;二、向法国政府交涉,使汪精卫回国,或不允其离河内。15日,蒋介石邀约叶楚伧、王世杰、陈布雷、张治中等讨论汪案。4月25日,汪在日本特务的严密保护下,由河内到海防,秘密乘船前往上海。显然,重庆国民政府与法国的引渡交涉没有成功。 争取龙云站到抗战一边来 龙云系云南地方实力派,一贯以保持其地位和实力作为其决策的主要出发点。1938年4月,龙云与四川地方实力派刘文辉等致函已经投靠日本的伪北平临时政府委员长王克敏,声称将联络四川、云南、西康、贵州四省,组成反蒋联盟,发起「和平运动」。汪精卫要投靠日本,也企图联络龙云与实力派军人薛岳、张发奎等,割据西南,与蒋对抗。1938年底,汪精卫发表《艳电》,全国纷纷声讨,但龙云却保持沉默。1939年1月上旬,汪派内弟陈昌祖到云南与龙云晤面,出境时被军统人员截住,在陈的皮匣中查获龙云致汪函,函中龙称汪为「钧座」,称蒋为「重庆方面」。其中有「现日方虽内阁改组而政策不变,我方似存幻想,毫无其他办法。不久大战重开,静观如何应付。此刻钧座暂守缄默,甚为得宜,至于钧座所主张各节,将来必有实现之一日」等语。《杂录》,《蒋介石日记》。蒋自记其时间为「廿八年1月23日夕」。因此,蒋对龙的态度始终不放心。1月19日日记云:「滇龙对汪态度不明,此事关系重大,成败存亡,全系于云南唯一之后方,不可不察也。」20日日记云:「敌与汪勾结已深,而滇省是否受其影响,汪之背景何在,皆不得不研究也。」26日,蒋决定派白崇禧赴滇,防龙叛变,同时对龙进行安抚。蒋白之间常有电报往来。2月20日,蒋介石日记云:「志舟不安之心理,如何安之?」 1939年3月21日,军统行刺汪精卫未成,龙云派警务处长李鸿谟去河内慰问。3月30日,汪精卫托李带亲笔手书致龙云,动员龙对《艳电》表态,同时要求龙允许自己回昆明活动。函称:今已三月有余矣,未知先生布置如何?弟非有奢望,但能得先生毅然表示同意于《艳电》主张,弟当即来昆明,声明以在野资格,贡其所见,以供政府及国人之参考。先生对弟,只须以军警之力,保护生命之安全及不干涉言论行动之自由,如此已足。俟将来大局有所变化,再作第二步之进展计画。如此则可以安云南,安西南大局,安中华民国。弟之希望,实系于此。随函并附港报所登《举一个例》。此函表明,汪精卫仍想依靠龙云,以云南为基地,控制西南,对抗重庆国民政府。在信中他力图说明自己「回到内地」的好处:「则声势迥然不同。各方趋附有其目标,国际视听亦有所集。日本对弟,往来折冲,亦比较容易有效。」函末并称:「日本以一再迁延,已有迫不及待之势。」《河内血案》,第239-240页。由此可见,日本方面对汪已有不满,以及汪急于有所表现的心理。 此函为军统人员侦悉,拍成照片,上报蒋介石。蒋先后派李根源、唐生智赴滇防堵。4月22日,唐与龙云谈话,说明汪为人善辩多变,生性凉薄,对人毫无诚意,以及抗战期间,忠奸不两立等种种道理。24日再谈,唐提出三项办法:一、邀汪来滇;二、在云南发表汪函,申言忠奸不两立;三、正式呈请中央发表汪函。龙云同意发表谈话,拥护领袖抗战到底,指斥和议,惟领袖之命是听,但不愿提及汪函。4月27日,蒋介石复电唐生智,声明尊重龙云意见,由彼考量决定,但蒋建议由龙云复汪一函,表示不以汪函所言为然,同时对汪加以正言劝诫。蒋并代龙云起草了复书。5月2日,龙云在蒋稿基础上,改成一稿,批评汪要自己「背离党国,破坏统一,毁灭全民牺牲之代价,反举国共定之国策」。函告严词指责汪精卫:「此何等事,不仅断送我国家民族之前途,且使我无数将士与民众陷于万劫不复地步。此岂和平救国之本,直是自取灭亡,以挽救敌寇之命运耳!」这样,龙云就拒绝了汪精卫的诱惑,坚决站到了抗战一边。函末,龙云劝汪「立下英断,绝对与敌人断绝往来,命驾远游,暂资休憩,斩除一切葛籐,免为敌人播弄。」 云南是西南大省,抗战的重要根据地。假如龙云跟着汪精卫走,对重庆国民政府将构成巨大威胁,中国的抗战形势必然更加艰危。龙云的转变使动荡的局面趋于稳固,对保证抗战胜利有重要作用。至此,追随汪精卫叛逃的只有陈公博、周佛海等一小撮人,不仅龙云,汪精卫寄以希望的薛岳、张发奎等将领,谁都没有跟着他走。民族大义毕竟是一道区别人鬼的重要分水岭,在它面前,任何人都必须慎于举步。

汪精卫叛变的电文公开发表前,他给蒋介石写去一封私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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介石总裁钧鉴:兹有上中央电,除拍发外,谨再抄呈一纸,以备鉴詧。

陶希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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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5年8月15日,日本帝国主义宣告投降,这八年的抗战,可以用惨胜来形容。如果没有太平洋战争的爆发,美援开始大规模进入中国,中国军队何时打败日本,这是一个很大的疑问。

犹忆本月九日在黄山晋谒时,铭曾力陈现在中国之困难,在如何支持战争;日本之困难,在如何结束战争,两者皆有困难,两者皆自知之及互知之,故调停之举,非不可能。

早在抗战之初,军政学界一些人士就对抗战前景并不乐观,因为中日双方的实力差距悬殊太大。以周佛海、高宗武、陶希圣等拥护汪精卫的一批政客时常在周佛海家中谈论抗战前程,因这批人主和,与时局高亢的主战声相悖,被戏称为“低调俱乐部”。

外交方面,期待英美法之协助,苏联之不反对,德意之不作难,尤其待日本之觉悟。日本国能觉悟中国之不可屈服,东亚之不可独霸,则和平终当到来。凡此披沥,谅蒙忆及。

抗战损失大,欲对日和谈

今日方声明三项,实不能谓无觉悟,我方如声明,可以之为和平谈判之基础,而努力折冲,使具体方案,得到相当解决,则结束战争,以奠定东亚相安之局,诚为不可再失之机矣。

1938年夏秋之际,国土精华尽失,真已到了内无粮草,外无救兵的结局。若论抗敌人武装,我军已无一个完整之师,可以继续作战。若论外援,苏联的有限军援外,英美和其他民主国家可以说无片甲之赠,而美国的战略物质,且源源不断地注入敌国,此仗如何打得下去?打不下去了,为拯民于水火,就应该对日谋和,这本是顺利成章的事嘛。”(著名史学家唐德刚语)

英美法之助力,今已见端倪,惟此等助力,仅能助我结束战争,比较有利,决不能助我至出兵参战,此早为睿断所及,无待赘言。苏联不能脱离英美法以为单独行动,德意见我肯接受和平谈判,必欢然协助,国际情形大致如此,似无可疑。

除了德国大使陶德曼调停中日之间的战争之外,1938年春夏之间,意大利大使墨索里尼的女婿柯莱也曾经到武汉(国民政府所在地)提出调停。期间,他特意提醒汪精卫,认为他是最合适的人选。但是被汪精卫拒绝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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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期间,唐绍仪的女儿带着某些人的意愿,来到汉口拜见蒋介石,之后单独面见汪精卫。她建议汪精卫应该跟考试院长戴季陶、司法院长居正一起前往香港,与唐绍仪会商中日何谈之事。汪精卫告诉她这是不可能的事,他不可能背着蒋介石去和谈,并劝他赶紧离开回香港去,不然他就将这件事报告给蒋介石。

至于国内,除共产党及惟恐中国不亡、惟恐国民党政府不倒之少数人外,想无不同情者,伏望毅然决定,见之施行,不胜大愿,铭经过沈思熟虑之后,始敢为此冒昧之进言。如蒙鉴其愚呈,俯赐矜恕,幸甚,幸甚。专此,敬请崇安。

那么,汪精卫为何突然在同年12月,突然间率众离开重庆,去往河内呢?

实际上,日本方面向汪精卫承诺的“议和”条件,与日本军政内部的真正立场差距甚远。

当日军攻陷国民政府首都南京之后,强硬派实力又一次抬头,正在此时王克敏在北平成立了华北临时政府。此部分势力认为,应该扶持新成立的临时政府,使它将来发展成为中央政府,从而打消了以蒋介石政权作为和平谈判的对手。1938年1月16日,日本政府发表“不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的声明,期待与“中国新政权”调整邦交,此即所谓“近卫第一次声明”。

所谓的“重光堂协议”,完全是出于诱降汪精卫成为日本人的傀儡进而控制中国的目的。之前一直参加与汪派代表密谈的日本人西义显回忆道:“如果说欺骗的话,正是日本欺骗了汪兆铭。因为后来发表的第三次近卫声明,不仅把重光堂会谈特别明确下来的防共驻兵地区和撤兵之条件抽象化了,而且避开了蒙疆这一具体而明确的辞令,躲闪地说成‘特定地点’。还有,关于撤兵的字句也都去掉了。”

这时候,周佛海与高宗武(抗战前外交部亚洲司司长,全权负责对日交涉)都认为:尽管陶德曼大使的调停失败了,但不能不设法找出沟通日本心意的途径,现在日华间全然断绝了关系,这样下去是不行的。无论如何不能不考虑走出汉口与日本取得联系的方法。

汪精卫也意识到日本人的不可靠,但他只能一不做二不休了。三十日,他通过高宗武向日方提出了四点要求:一、日华两国在完成新东亚建设的基础以前,尽量避免与英美列强发生摩擦;二、在三至六个月内日本方面每月援助港币三百万元;三、日军应对北海、长沙、南昌、潼关等地展开作战行动,“以获得政治效果为目标”;四、彻底轰炸重庆。

此时的周佛海历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侍从室副主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部长、军事委员会参事室参议,与陶希圣一起创办“艺文研究会”。周佛海任事务总干事,陶希圣任设计总干事兼研究组组长。此一机构,是蒋介石与汪精卫合作设立的全国舆论指导中心,由蒋资助,汪指导,周组织,陶主持,从事宣传抗战、鼓吹反共、阐扬国策、及制造政府可战可和的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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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精卫内心的巨大担忧和恐惧,已令他不惜要求敌人进攻自己的国土、轰炸自己的同胞。他的用意是:如果英美等国因为某种摩擦卷入战争,日本就没有任何胜算;同时,只要蒋介石的国民政府顽强坚持抗战而不屈服,日本同样也没有胜算。一旦日本人最终失败了,他这个“第一流人物”也就到了命运终结的时候。

周佛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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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8年2月初,“艺文研究会”属下的国际问题研究所在香港设置分支机构“日本问题研究所”。高宗武在此掩护下,与日本驻港人士频繁接触,来往于香港、上海、武汉之间。后来高宗武秘密前往日本,与日本陆军大臣、参谋次长等重要人物会见。蒋介石闻讯后勃然大怒,在日记中写道:“高宗武荒谬妄动擅自赴倭此人荒唐然亦可谓大胆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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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沙国际唯一官网:蜀中无老马,历史上另2个。更加荒唐的是,蒋介石没有料想到高宗武在密谈中,无意间给日本实力派人物传达了一个错误的信号,即汪精卫等人的“和平主张”,在国民政府内部未被采纳,于是将设法从政府之外开推动或展开目前的“和平运动”。一个月后,日本内阁五相会议根据大本营陆军部的建议,通过《适应诗句的对中国谋略》,决定采用“推翻中国现中央政府,使蒋介石垮台”的方针,“起用中国第一流人物”,“酝酿建立坚强的新政权”。

此后,周佛海从后台转向前台,积极推动“中日和谈”。而这时,汪精卫的态度也渐渐明朗起来。

一踏出国门,便两世为人

 1938年10月,从香港方面传来确切消息:日本希望汪精卫出面“收拾时局”,并开启“中日和平”谈判。10月25日,武汉陷落。从26日起,汪精卫便召集陈璧君、周佛海、陈公博、梅思平、陶希圣等人,在寓所讨论对日和平活动和离开重庆另外组织政府等问题。

11月3日,日本政府发表“近卫第二次声明”,修改了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的论调,提出“只要国民政府放弃以往政策、更换人事组织,日方并不拒之门外”。而当时,有能力取代蒋介石的,只有国民党副总裁汪精卫一人而已。此时的近卫声明,无疑是公开给汪精卫抛来的“橄榄枝”。

与此同时,汪派代表与日方代表也达成了“重光堂”协议,此协议的主要内容为:(一)缔结日华防共协议,承认日本在华防共驻兵,内蒙古为特别防共地区;(二)承认满洲国;(三)承认日本人在中国居住、营业自由、日本废除治外法权、考虑归还租界;(四)在平等互惠下,日华经济提携,承认日本人优先权,在开发利用华北资源方面,为日本提供方便;(五)补偿因事变而造成在华日本侨民所受损失,日本不要求赔偿军费;(六)本协议以外的日本军队于恢复和平后,立即开始撤兵,两年内撤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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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沙国际唯一官网,汪精卫

此时的重庆上清寺汪公馆连日举行会商。参加者有周佛海、梅思平、汪精卫夫妇。起初,他们并不主张邀请陶希圣参加,但是汪精卫极力主张陶希圣加入,并电邀陈公博由成都到重庆共同商议。陈公博此时任四川省党部主任委员,驻在成都。他来到重庆,参加会商,一时摸不着头脑,等到知道此种条款,不禁惊慌失措。

汪精卫在会商之外,单独召见了陶希圣,问他意见,陶希圣说:“在武汉时,先生曾说这次合作,必须合作到底,决不中途分手。我希望先生贯彻初衷。”汪颇以为然。由此可见,陶希圣起初并不是汪派的核心成员,那么最后为何甘愿冒险随汪精卫出逃呢?

一个主要的前提条件是,重光堂协议中日方提出的条件并不苛刻,特别是里边提到了撤兵条款;其次正如高宗武在分析汪精卫出走时谈到:在重庆时,汪对于自己屈居人下越来越不满意,也为抗日战争节节失利深感忧心。像大多数中国人一样,他深信中国无法战胜日本……汪一直希望能够劝服日本达成正义而公平的和平协议,由于日本军队在中国的状况比预期困难得多。和平将可停止中国的伤亡,至少可以减少伤亡。此时的陶希圣,也是怀着这种“爱国之心”,抱着“吾曹不出,其苍生几何”之感。

同时,正如学者范泓先生所说的:不论是1928年在武汉,1930年在上海,还是1937年到武汉,陶希圣一直是汪派。从一个人的文采流韵、器宇见识、气质修养来讲,像陶希圣这样的书生对汪产生好感,并不是一件奇怪的事。

在12月31日,陶希圣给时任驻美大使胡适的信中,也谈到了他出走的原因:

蒋先生12月8日到重庆。他的态度完全改变,对于国家处境困难,全不考虑。他的全部计划在提携共产党。他说日本没有兵打仗了。他对于日本的和议,不见思索的拒绝。这样的变动以及客观的苦难,使汪先生及我们都感到一年半的努力进言都成立画饼,更都成了罪状。眼看着国家沦陷到不易挽救的地步,连一句负责任的老实话都不能说。幻想支配了一切,我们才决心去国。

汪派人士之所以敢于出走,内心里还有自己的小算盘:认为一旦汪精卫出走,竖起和平运动的大旗,那么云南四川及张发奎的军队,将积极响应汪的号召,逼蒋下野。同时,广东军队及其他军队,也将适时地响应这一运动。而汪精卫将在云南或四川组织政府,如此则避免了在日占区成立政府,被国人视为汉奸的嫌疑。同时,日本应帮助汪精卫组建50个师的军力,摆脱光杆司令的窘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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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精卫与蒋介石

可是,想要离开重庆,并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汪系人马收到梅思平发自香港的隐语电报后,即分批到昆明回合。12月5日,周佛海从重庆到昆明。期间,蒋介石突然从前线返回重庆,汪系人马以为事情败露,异常紧张。后来发现,是虚惊一场。10日,陶希圣从成都到昆明,在旅社暂住,等待汪精卫。

由于蒋介石的不期而回,汪精卫不敢突然离去,只得等待一段时间。后来,汪向蒋介石报告,他准备前往云南昆明进行演讲。汪乃演讲高手,此行为并没有什么不正常之处。18日,汪氏夫妇等一行人抵达昆明。由龙云迎接到公馆下榻,并电告蒋介石。汪亦发电报告:“因飞行过高,身体不适,且脉搏有间歇现象,决多留一日,再行返渝。”同时以身体不适为由,不见任何访客,只与龙云密谈。19日下午三时许,汪精卫、陈璧君、周佛海、梅思平、陶希圣、曾仲鸣等人同乘包机离开昆明,五时半降落在安南河南机场。曾此踏出国门,两世为人。

汪精卫在飞机上非常紧张,怀疑蒋介石可能已经知道他的计划,将派飞机拦截,逼他降落重庆。他对同伴说:“现在飞机是向南飞,阳光从右边进来。如果发现阴影有所移动,你们马上跳进驾驶舱,强迫机师导正航向。”

底线不能破,破了是汉奸

汪精卫抵达河内后,日本方面按照先前的协定,发表第三次近卫声明。汪精卫遍查此次声明,居然没有找到任何有关撤兵的文字,这对他的震动可想而知。但是事已至此,箭在弦上,只好依约响应。不过,此时的汪精卫还不愿彻彻底底地做汉奸,在声明中呼吁重庆政府重启和谈的同时,例外自行加上“日本军队全部由中国撤去,必须普遍而迅速”。声明稿写好后,交给陈公博、周佛海、陶希圣带往香港交给顾孟余发表。

顾孟余看到声明稿后,大吃一惊坚决反对:“万万不可发表,这是既害国家又毁灭自己的蠢事,我马上去电力争,未得他(汪)覆电之前千万不要发表,如怕迟误一切由我负责。”可惜,周佛海、林柏生、梅思平根本不听从顾孟余的劝告,仍然按照汪的意思将声明于12月31日发表,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艳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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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精卫的艳电发出之后,立即被国民党开除党籍,这造成了汪对蒋的痛恨。与此同时,原先同情汪和平运动的人士们,读到这封电报之后,响起了一致的批评声。没过多久,军统特务在河内暗杀汪精卫不成,杀了其亲信曾仲鸣,彻底地将汪激怒,踏进了万劫不复的地步。

此时的陶希圣在香港住下来,并派自己的学生武仙卿前往北平,考察沦陷情况,并借机访问周作人。周作人说:“日本少壮军人跋扈而狭隘善变。一个宇垣一成大将,被他们抬高到九天之上,又被他们压制到九地之下。他们对本国首长尚且如此,对于外国的政客如何,可想而知。”并明确地托武仙卿告诫陶希圣“干不得”。

随着汪派人士与日本的谈判深入,日方的本来面目逐渐显露出来。后续的谈判内容,已经明显地违背了近卫声明以及重光堂协议。本来在重光堂会议中,高宗武主张建立政权要避开日本军队占领地区,尽可能地选择云南、贵州、四川、广东、广西等地,由汪派军队占领,建立与重庆的抗战国民政府相对立的和平政府。但是,当汪精卫的艳电发表之后,原先计划的龙云、张发奎等将领的响应并没有到来,无一兵一卒的汪派,哪来的实力去建立政府?

与此同时,汪派内部也发生了分歧。陶希圣与高宗武、陈公博认为,在敌区外建立政权,充其量算是对国民政府的背叛,但是这不是卖国投敌。一旦在南京建立政权,那跟做汉奸就无甚区别了。这是他们,万万不能接受的,也是最后的底线。倘若这个底线突破,将陷入万劫不复的境地。但是,周佛海路线逐渐占了上风,高、陈、陶等人的主张被排斥。

陶希圣逐渐地认清了日本的本来面目,在给胡适的信中写道:日方的目的不在于和谈,而在灭亡中国。在日后与自己的学生何兹全谈到这段经历时,陶希圣说:“好比喝毒酒。我喝了一口,发觉是毒酒,不喝了。汪喝了一口,发觉是毒酒,索性喝了下去。”

发觉了日方的“亡我之心”,以及汪派人士的甘心投敌,陶希圣在心中已经萌发起出走的念头。那么,在香港——英国殖民地,如此方便的时候不走,为何又要跑到日本占领区的上海,才真正地跟汪精卫一刀两断呢?

报知遇之恩,公切莫渡河

 “公无渡河,公竟渡河!堕河而死,将奈公何!”当1944年汪精卫的死讯传到重庆后,此时陶希圣或许会默念《乐府》里的这首古辞。

认清了日本人的本来面目后,陶希圣在香港的那段时间十分焦虑脾气暴躁。想一走了之,却又“舍不得”汪精卫。中国士大夫一直讲究士为知己者死,经过传统文化熏陶的陶希圣这代知识分子,自然摆脱不了这一信条。从1928年在武汉之际,陶希圣就深得汪精卫赏识,一路走来,自难忘怀。

陶希圣与周佛海、梅思平等激烈地争论着,所争之事,就是汪精卫到底应不应该进入沦陷区。后来,还是周佛海等的意见占了主流。汪精卫即将从河内转赴上海,彻彻底底地踏进汉奸的道路。

在离开香港赴上海沦陷区的前夕,陶希圣对自己的女儿陶琴薰解释他之所以如此做的原因:“春秋时代,楚国有两个人:一个是伍子胥,一个是申包胥。他们两人是好朋友,但是他们的志向却完全相反。伍子胥对申包胥说:‘我立志要亡楚。’申包胥发着誓地回答道:‘我立志要存楚。’这是一个著名的故事。现在,我要到上海去,为的什么呢?周佛海、梅思平两位先生立志要送汪先生进到南京,我立志要阻止他。我留在香港没有用,一定要到上海救出汪先生。我要去保存中华民国的体制,要去把‘主和’与‘投降’两件不同的事分开……我不曾作过一件对不起人的事。然而从前我把周佛海、梅思平引进汪先生,现在竟成为我良心上的苦痛,这是我追随汪先生十余年来唯一对不起他的事。现在我便是想着赌着生命去纠正他们,以尽我心。”

汪精卫与日本的谈判在上海依次进行着,事情地发展完全地背离了重光堂协议。倘若汪精卫等一旦在条约上签字,那么他汉奸的帽子是永世摘不下来。

在合约即将签订之前,陶希圣把日方条约的真正野心——层层吞噬中国,解释给汪精卫听:这无异于大蓝图之内的小蓝图,大蓝图是德、意、苏、日四国瓜分世界,以及苏、日两国对分中国。小蓝图是日本把中国的东北、华北、华中、华南、海南岛划分为五种“地带”,也可以说是五层。最深的一层是满洲国,第二次是蒙疆自治政府,第三层是华北,第四层是华中,第五层是华南。而海南岛是和台湾一样的日本军事基地。

汪精卫听后大为气馁,他密诏高宗武、陶希圣商量立即中止谈判,摆脱日本人控制,发表声明,出国隐居。陶希圣、高宗武表示赞同,周佛海梅思平则极力反对。此时,日本谈判人员影佐祯昭得知此时,急急赶来见汪。听到汪大谈其为了和平,脱离重庆,来到日占区谈判的不易,没想到是今天这样的结局时,影佐祯昭两泪直流,点点滴滴,落在笔记本上。这是,他请求汪许可他再去东京一趟,看看有没有转圜的余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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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影佐祯昭走后,汪精卫召集部下,将刚才的经过诉说,“看来影佐还是有诚意的”。听到此处,陶希圣愤而站起,脱口而出:“那是鳄鱼的眼泪。”在座的诸位高声喝道:“希圣你太刻薄了。”会议至此,一哄而散。

影佐祯昭回到东京之后,事情毫无进展,日方坚决要求按照原先的方案进行,并且催促及早与汪精卫签订密约。在日方的步步紧逼之下,签字就在旦夕之间。

在大错即将铸成之前,陶希圣、高宗武、陈公博决定做最后的努力,阻止汪精卫在密约上签字。高宗武给汪精卫出了上中下三策:上册,立马离开,到达安全地方后,公布日方条件,从而加强全国人民抗战之心;中策,搬到法租界,告诉日本人中止谈判,以后也不会再谈;下策,在上海沦陷区住下去,拒绝一切访客,拒绝与日本人沟通。最后高宗武忠告汪精卫:“如果你坚持成立南京政府,你只能做个溥仪第二。这样值得吗?这是我最后的忠告。只要你不背叛中国,我将追随你到底,即使是流亡天涯海角。如果你背叛中国,那么我们就分手。”

1939年12月28日,双方谈判完成,签约在即。陶希圣回到住处,将防备七十六号(臭名昭著的汪伪特务组织)暗杀的手枪卸下。其妻子问陶希圣:“陈公博走了,你要签字吗?”陶希圣回答:“不签字就死在此地。七十六号的计划是杀了我,开追悼会。我要是签了字,就比死还要坏。”其妻说:“我把生命换你逃走。如走不出去,我夫妇一同死在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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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希圣与万冰如

12月30日,汪精卫在密约上签字,跟他一起签字的是周佛海和梅思平。陈公博已经离开上海,没有签,陶希圣装病在家没有签。

签约的这天晚上,高宗武去探望陶希圣。陶希圣对高宗武说:“他们早已监视你,现在你有生命危险。”“我们现在该怎么办?”高宗武问,陶希圣反问:“我们离开?”,“那我们还等什么!”高宗武回答。

1940年元旦,为了避免汪精卫、周佛海的怀疑,陶希圣给他们去拜年。拜完年之后,陈璧君主张让陶希圣补签。汪精卫此时说道:“他面色不好,改日再补签。”倘若此刻陶希圣拒绝,那么后果可想而知;如果签了,即使逃离上海,那也要洗脱不了自己卖国贼的骂名。

1月3日,陶希圣、高宗武二人在杜月笙的秘密安排下脱离汪精卫,顺利逃离上海来到香港。抵达香港之后,陶希圣跟高宗武联名给汪精卫发出一封电报,劝他回头是岸,并告诫“此种政权,除签订亡国条件外毫无意义”。几天后,汪精卫派其秘书带信来香港劝他俩回去,信中写道:“如果你们回来,什么事都可以商量。”但是在信中,没有提条约,也没有提组织政府之事。高陶二人知道,回去无疑于羊入虎口,于事无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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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希圣(右)与高宗武(左)

1月22日,两人将高宗武秘密拍摄的汪日密约《日支新关系调整要纲》及附件在香港《大公报》上揭露,这就是史上著名的“高陶事件”,又称“小西安”事件。

陶希圣后来返回重庆,担任过《中央日报》总主笔、蒋介石侍从室第五组组长等职务,后跟随国民党败退台湾。高宗武则在1940年4月去往美国,从此不问政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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